在四川大学为期两周的为精神分析的学生和临床同事所做

的关于“青少年”的讨论班

成都，2006年, 12月

作者：奥利维·杜维尔

翻译：姜余

受霍大同教授的邀请，我得以到成都做一个为期十个上午的关于当今世界青少年问题的授课。下午和晚上早些的时候，我的工作是一些关于在主体的临床中的心理学家的临床实践的会谈。

总之，每个早上被切分为大概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理论课程，和一个紧接着的短暂的休息之后的一小时的与听众的讨论。我也让十五个左右的“督导”活跃了起了。

不必说，我可以引出督导的这些教学，为我的教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材料，将我带领到我的中国同事为我叙述的抵达同听的要求和精神照料相关的临床和精神治疗的点上来：青少年中的精神病的发动，在退行和精神病性代偿失调之间的区分，等等。

我在问题和主题猛然出现的时候做反应：在精神分析的临床相互约束和这样的约束有着精神分析的请求的后果的情况下的，儿童的，“代传递”的和疯狂的位置。

对于开业者和人类学家而言，青少年继续了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的源泉。通过临床，一个永恒的东西被精确为：青少年是一个被迫的主体化的时刻，被迫的与性的和时间的不可逆性的特质相遇的时刻。转变和过渡的年纪……当青少年这样询问他位于其中而获得躯体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场景的时候，通过约束或者通过证明，他有时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一方面，今天，正是传统启蒙的符号性工具的局限性和机械化在提问。

“青少年”这个术语同“青春期”的术语一起表达出来，它指示了将意义赋予给身体实在的修改的精神操作，在推动了注定要在社会关系的当下状态中并被这种状态再认的性的宣言的维度上。因此，青少年是一个“过渡”：一个作出幼儿性欲的事后结论和确定面对着生殖性和享乐的闯入的幻想建构的位置的象征性操作。

我为成都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对这个青少年时刻的有条理的重新阅读。青少年试图脱离在早期已经组织好的具有母性自恋的信息和痕迹的身体。这个造就一个作为想象和实在的伙伴的父母的重要性的降低的时刻。它变得不是太稳定，这也引起了偶尔的特别尖锐的双重性的时刻和突然的抑郁的脆弱。这种倾向对于女孩来说有时会特别危险（厌食）。童年的组织、童年的场景将被躯体的生殖性的突然来临和精神性的性化躯体的闯入所搅乱。我们认为青少年并不缩减为迫使青春期修改的约束一种适应形式。青春期同时也是一个重新考虑理想的时间，一个必须重建理想、相似、相异的时刻。关于俄底浦的社会反应，同样也演绎出从家庭小说到“神经症的个人神话”的过渡，神话，它使青少年不仅仅作为一个家庭历史的产物而且更是作为一个同历史同文化乃至同乌托邦即政治（比如：社会）相关的主体而出现。青少年没有出现任何特定的结构，但正是在特殊的时间上持续了在结构中的过渡：在这个时刻，主体被实在躯体的性的闯入所淹没。防御一直持续到为了摆脱性或者离开性而将其理论化的潜伏期开始起作用的时候。防御现在显得毫无效率，没有优势。不光是原发性自恋中的孩子，既被主体丢失的那个人，“小皇帝”，而且是防御性器官和过时的理想系统，都建立了一种对于主体来说的缺失的客体。除了在他人那里打开一个口子而挽救他存在的连续性以外，对于活着的主体而言，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去帮助在理想和躯体关系中的丧失——对让其熟悉的世界持续到现在的东西的丧失。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要探索，想尽一切办法带着挑剔，有时候完全是通过揭露，缺少的东西、有缺口的东西、不完整的东西，在平时的言说中，父母、家庭或者社会，甚至是语言本身当中打开。我们可以说，青少年必须自己再次创造一个还是语言身体的身体，因为通过幼儿性欲建立起来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持他而且也再也找不回来。他必须创造出一个身体而不要停留在，迷失在，分散在这样一个性对他的闯入的简单回应的领域中。因此，这个青少年的过渡也是一个逻辑的时间，涉及到这个年纪本身的激烈让我们不知所措。在不可逆和不可能的维度上的自恋的丧失的过渡。对于青少年来说，它涉及到的是将阉割不是无能和未成熟这件事符号化，更进一步涉及到的是去面对这样的事实：作为母亲源初躯体的过时的享乐，永远地成为遭到一个重大的禁止所打击而作为巨大的放弃的客体。身体重新成为可能，但不是所有都可能。

青少年的概念逐渐地从一个临近的概念即年轻人的概念中脱离出来。但是远不是覆盖于临床、精神治疗或精神分析，而是在知道的话语和政治话语的相互关系的形成的同时结晶。以致于所谓的“青少年危机”同样也对一个人类学的阅读感兴趣。结婚年龄的后退造成了在孩子和不断增长的成年人之间的中间阶段，这个现象带动着一个别的维度的发展，从男孩到男性以及女孩到女性的关系。

青少年具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效应。精神机制中的阉割和其提高的确认可以在某些在躯体和其客体之间的完备的整体性获取一种形式的行为中被避免（比如，毒瘾、厌食、甚至流浪），更是一个需要再发动的欲望的，不间断得对不完整性的支持和证明进行填充的空的位置。青少年如何体现他的能力相对于并非疯狂的欲望的联系和再发动的价值？问题是临床的，它前涉到治疗的方向。同时它也是一个在被隐喻化和符号化的设置所确认的青少年与文化的相遇的维度上的人类学的空间；一些尊重了话语的第三方维度的中介的空间。它回到开业者中间，建立一个常常在症状中暴露出来的，或者带到一个被某些年轻人的行为的过渡不能掌握的相异性的领域的，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无意识的主体没有年纪，那么一个主体化则是需要断裂，需要过渡，需要时间的。青少年的过渡时期，躯体自身变得陌生，它成为了一个标志的地点，过渡的证明的地点。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强迫性的相异性，当这个年轻人将其作为他的对话者、特权的他者和总是有点过度的威胁，甚至是迫害者的时候。

于是，所有一切发生：好象，当一方面，在一个生命的单一性和一个社会的通俗小说之间的，另一方面，在每个主体的位置和其家谱的继承上之间的距离增大了，主体的绝路的危险性就扩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从一代到另一代的精神生活的传递的过程中的淤积。同样，被迫和“两者之一”相遇的具体的形象——也是脆弱的分配——，所谓的青少年危机警告着，在现代性中对于一些再连接的不稳定的代的裂块是在增加，好象在两代之间一个关键的挑战（话语和死亡）变得坚硬。与社会问题和挑战相关联的现代性嵌入到意味着同根源和以往的传递的过程中。

现代性和代正好作为观察和实践的领域的操作出现。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的目的发生了偏移。问题是，从社会临床性的本质上来看，因为它面对着掌握在哪个东西上面，一个可能的对青少年的精神治疗对于主体来说也是一个他试验的时刻——并非没有逻辑——其方式是将家谱评判的苛求摆在症状上。正是在我们的临床进程假设人类学集中于青少年危机的观点没有减缩为零的维度上，我们才可以期望贡献于一个同现代性的人类学的对话。

开始讨论青少年提给精神分析的问题按照安排我在成都教学的三个轴进行制作：

－　历史的轴：青少年概念的出现。随着对启蒙疏导被看作调节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的持续和模型的传统模式的疏远，与生命的这个年纪相关问题被提到了前面。我们考虑在哪个点上，年轻人可以作为暴力或作为作品产生的问题同大型机构性的职业而相联系着：教育、照料还有惩罚。在那里跟随了关于直到行为和责任的司法概念的考虑。

－　人类学的轴：如果青少年正是主体不再仅仅通过家庭的能指而且还通过社会的能指表达出来的时刻，那么青年人就不再作为人们必须为他做一切的儿童，而是作为一个欠了先于他的那代和后于他而要他负责那代人的债务的生命的渡者。因此他在一个运动着的世界中打开了根源的问题，祖先性的和命运的，在运动了的世界那里，这样的实质的传统的表象同样是变化着的。

－　最后是精神分析的轴：在我的教学中有着最深的探索和最多解释的轴。我们可以带着小心来细节化这些过渡：从儿童期到潜伏期，从潜伏期到青春期。正是跟随着弗洛伊德和谈论家庭小说中的儿童性欲理论的段落，然后是在拉康的帮助下，抵达到神经症的个人神话。仍然强调了在幼儿恐惧症同其客体和青少年恐惧症同其躯体和空间关系上的区分。进一步重提了，作为考虑这个过渡的而使用的镜子客体。但立刻要注意的是，它并不涉及一个简缩为镜面形象的可反射平面的镜子，而是一个可返回为躯体和声音的话语的镜子。在那里，显然，米歇儿·吉布尔的教学留下了一个双重的痕迹。我们可以来到一个更加普遍化的所谓的“青少年危机”的模式中，而得以强调在青少年那里的精神分析的现实性。如果青少年是每个人在其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时间，它也是而且尤其还是性化的位置的时间。一个这样的选择被冲动客体的无意识标记所控制，根据幻想的和冲动生命的修改而被考虑。如果主体不能嵌入到认同之中，它只能这样做：通过能指的传递者们被再认，为了这些能指代表它的能指是负重的。这个在青少年中强调的东西，是对主体来说超越了符号性的情节，是交谈的符号性结构，它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偶像的或者理想的传递，包括了在其中的功能。

关于弗洛伊德“个案”的教学（汉斯，杜拉，“年轻的同性恋”）及其拉康对它们的评论（第四个讨论班），我自己的临床，以及对“督导”带来的材料的谨慎参考滋养了我们的交流。

超越了对解释的必要的要求，同听众的交流允许了深化在精神分析历史中的在临床的病理学中的和在认识论中的研究的维度。在精神分析和神话学，连同精神分析和哲学之间的必要的对话已经处于它们的表述和区分的关键位置上。

讲授和争论的整体都记录下来。我非常感谢这些督导中间的翻译者，而尤其想感谢在我讲课过程中的唯一的翻译者——霍大同，还有提出详细和感性的重要问题的，显示出忠实、专注和慷慨的听众们。在中国，在成都和我的所有同行一起渡过的这段时光为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