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青少年的阶段

我希望大家应该很好理解的是：青少年期，他需要重新连接他的童年期和潜伏期，为什么？因为前者给予了他青少年期工作的材料。青少年期带来的是一个新的组织。

我们回顾第一天我们给予的，整个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之间问题的转移：童年期是——孩子从哪里来？青少年期是——我的父母从哪里来？童年期问的是——人死了到哪里去？青少年则是——我与我的祖先是什么关系？昨天我们说了，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中间还有一个阶段——潜伏期。今天我们在青少年期的问题中继续往前走。

今天讲的是，整个青少年期的过程，它作为时间的阶段，从开始到结束，有一个过程。我们是从冲动的概念出发的。那么我问一个问题：大家是否知道弗洛伊德冲动的概念？是否需要我讲一下？

弗洛伊德有一个天才想法：就是人类不是由自己的命运给定的，不像一个机器和动物。在人和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语言，这个语言触及到了身体，而这个触及了身体的语言是精神分析最为关注的。比如说，西方的医学，它是建立在人像机器一样的假设，才有了解剖学，同时也正是有了这个假设，才有了整个西方医学和解剖学的探索和研究、进步；在相当的心理学家中，他们把人考虑成了计算机。而精神分析考虑的是，人和他语言的关系，人和他欲望的关系，而精神分析所谓的这个关系，不是说什么是语言，什么在讲，这是语言学的问题，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界限，精神分析感兴趣的问题是：当他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个是和精神分析临床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分析不是说这里有一个物质的设置：这里有一个沙发床，这里有一张椅子。这个基本的规则仅仅告诉人们的是，并不是你想说的这个东西重要，而是说，当你在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更重要，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这个发生的事情。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则是为了让我们的无意识动起来、起作用。为了让无意识起作用、运转起来，那么在意识的言说中就会有一些事故，比如语误就会冒起来。在一个无意识讲的时刻，弗洛伊德把它称为“无意识的形成”。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的形成分成几个内容，一个是梦，一个是症状，一个是妙词，一个是语误，还有的是过失行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在上世纪20年代传到中国，首先是几个讲座，但是真正严肃的研究弗洛伊德和引入中国的是高觉敷先生。在你们之间，仅仅是具有分析经验的人，才能理解分析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无意识的运转，也就是当你们在分析中间言说的时候，有时候会冒起来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你无法理解的，这些东西如同一些事故，让你是非常惊异的，而这个惊异正是精神分析临床的精髓，而另一方面，这个责任——你作为一个分析者来说，你对在分析中发生的：自己想讲的和突然冒起来的东西。自己对此负责任。所以说，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惊异，一个是责任。为什么是两个东西？因为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有一些语误，我们会纠正它，然后就过去了；而在分析中，恰恰是语误的凸冒作为一种惊异，我们会停在那里，说，你看，这里有一个无意识的呈现，这里有一个意识的洞，这就是责任。刚才我们描述的惊异和责任，实际上在孩子那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如果孩子在那里做游戏，当他有一个语误，他是没有意识到的，他会继续做游戏，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只有到了青少年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他有一个语误的时候，他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然后当他有一个梦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当他有一个妙词的时候，他也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会在这个凸冒的地方停下来，来思考：我究竟是谁？有一些精神分析触及到的问题是心理学没有什么贡献的，就是这个误会、误听和诙谐，这些东西对于心理学来说，很难处理。你们在学习精神分析的同时是否也学习心理学？是否学过量表？是否学过罗夏投射测验？在这个投射测验上，我们能看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测验中，所有的结果都是预期的，他们没有任何的诙谐，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诙谐——心理学家做实验的对象，如果没有任何诙谐的话，实际上他们就是具有严重疾病的人了。诙谐是非常的重要，弗洛伊德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谈这个问题，拉康好几次说，能够诙谐就是健康。所谓诙谐就是能够嘲笑自己，这样一种能够嘲笑自己的东西在青少年期之前是不存在的。孩子会很可笑，让你发笑，在分析中，你会讲很多可笑的事情，这是没有禁止的，孔夫子说过，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具有热情。对于亚里斯多德来说，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一个首要的特征就是能够感到吃惊。这个不是亚里斯多德主义，也不是儒家，而是作为精神分析家的第一个能力，就是热情和吃惊，就是说不要害怕无意识。我想这个诙谐就是说，不要害怕无意识。这个也差不多是，青少年的问题：我怎样才能不害怕我的无意识？怎样我才能够不害怕我居住在语言中的独特方式？正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情绪和性格，分析者在分析中发生了一个变化，从非常焦虑到非常的轻松愉快，经常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变化的因素就是妙词，有一个突然的凸冒以后，就构成了一个变化的分水岭。弗洛伊德当时在巴黎和神经学家工作，同时也在南锡和神经学家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工作期间，他注意到了，显然是身体在讲这个事实。这个身体讲述着历史。在和癔症患者的工作中，弗洛伊德注意到，这个身体传递着信息。这些信息系带着一个创伤性的回忆，另一方面这些信息也传递着主体的欲望。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这个主体不是作为自己历史牺牲品的主体，而是作为自己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同时他不知道自己是作为自己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弗洛伊德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它是作为分析家的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弗洛伊德当时在沙柯教授的门诊看到了什么，当时沙柯教授是一个大教授，那么他就必须严肃的对待一些事情，严肃的在他的门诊工作。所谓沙柯教授做着自己临床，因为他想显示，一个生物学的身体和症状之间的连续性。每个星期五的早上，很多学者和学生，包括弗洛伊德，很严肃的坐在那里，这个时候沙柯教授就来了，有两个秘书。这两个助手就将两个病人引进来，一个女人一个男人。这个女人不能够走路，她因为癔症性瘫痪而痛苦，是由这个医生将其扶住的，而另一个男人是相反，是无法停下来，不断的抽搐，非常的恐怖。这个沙柯他有一个很强的催眠的能力，通过他的手一挥，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原来是行走正常的，但是她丈夫的父亲给她提了一个性方面的建议以后，她就不能走路了。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个问题，经常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法国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我不能走”，这个癔症患者不能走路的身体实际上说的是一个句子。Marcher，除了“走”的意思以外，还有“行”的意思，这个时候意思就清楚了，也就是公公对她说：我们睡觉。她对公公不能说不，而只能用身体来说“我不，我不行”，她用身体将这个“不”表达出来，就是不能走路，而这是弗洛伊德在癔症患者中读到的东西，其他人都没有读到，包括沙柯。为什么弗洛伊德读到了呢？是因为在催眠中，这个女人讲了这个故事，而当她无法走路的时候，她对这个故事没有任何的记忆。而在一个催眠的状态中，她开始动起来，有了回忆，也就是说，有了症状就没有回忆，有了回忆就没有了症状。

对于这个不断动的男人来说，他在沙柯将其进入催眠以后他就安静下来了，他开始讲童年的一个记忆：他小时候他和自己的兄弟坐着马车进入森林的时候，这个时候雷雨大做，他的兄弟吓得发抖，而他当时没有表达出来，于是变成了症状。在催眠中，我们有了回忆而没有症状，弗洛伊德对此很有兴趣，而对于沙柯来说，他没有什么兴趣。沙柯感兴趣的是另一个方面，是催眠的效果。他通过催眠让这个不动女人的像那个男人一样动，而让乱动的男人像这个女人一样不动。他做这个不是好玩，而是为了证明，在精神和身体之间，有一个独立性。为什么沙柯对此有兴趣的呢？是和当时医学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所谓实验的医学，是在1860年，Bermond发明和建立了实验医学，接下来神经学的创立是在1860－1890年，Broca，Cajar，Wernicke，Notthangel还有Freud，他们建立了神经学，当实验医学建立起来以后，就是神经学，弗洛伊德对此有很多的研究，对癔症的研究是和神经学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癔症的临床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上：躯体和精神的关系？人们想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人们的兴趣在于，精神对于躯体的权力，如何这个精神能够支配身体。精神对于身体的权力是一直以来所有医生的兴趣，只是实验医学和神经学建立以后，这个问题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建立起来。当时实验医学的建立采取的措施是，把精神和躯体切开，它要确定一个功能、一个器官和一个疾病的对应性，当时神经学的研究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大脑特定的部分联系着一个固定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关于弗洛伊德神经学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关于语言的障碍。

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研究的历程，1891年Freud开始了一个对于失语症的研究，1894年是一个精神治疗，1895年，他的两部著作《科学心理学大纲》和《癔症研究》，1899年到1900年是《释梦》。有了这个编年顺序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弗洛伊德的兴趣和沙柯的兴趣不是一样的。我们关于他们两个兴趣的差别，我们有一个物质性的材料来说明它：当时沙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会诊的时候他会解释，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做了很详细的笔记，他想将这个笔记翻译成德文发表，同时在笔记中做了很多自己的评论，这个沙柯并不知道。那个时候弗洛伊德从维也纳过去到巴黎，类似于一个乡巴佬。就类似于一个农民进城了，沙柯当时是很大的教授，如同我和霍大同一样，当时弗洛伊德确实如此，他到巴黎就类似于农民进城，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他当时给自己未婚妻写的信，沙柯当时就是在云端上一样的人物。

沙柯当时的兴趣是要证明，精神相对于肉体的独立性，同时精神能够支配肉体。因为实验医学发明的是一个没有大脑的身体，而神经学讨论的只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大脑，沙柯的野心是说，你们双方都有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大脑，这个大脑对躯体有一个支配，大脑出现了问题能够导致躯体的紊乱。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雄心壮志了。弗洛伊德的兴趣相反，他是想说，为什么在催眠的状态中没有症状而有回忆。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了沙柯而来到了成都，提着一个小包顺利的通过了海关，这时有我这个教授和霍大同教授，与处在训练分析中的分析家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弗洛伊德的问题：为什么在催眠的状态中有回忆而没有症状，而在一个清醒的主体中，没有回忆，而只有症状。

为了讨论刚才弗洛伊德有兴趣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在沙柯会诊室的记忆。对于这个不能停下来的男人来说，在森林中被雷电所吓的记忆是一个创伤性的记忆，而对于不能动的女人来说，她的记忆涉及到的是自己主体的位置，也就是她作为一个主体来说，面对一个彼者提议的回答。同样是症状，同样是记忆，它们的内容不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强调我们记忆的区分性，是为了我们在接待一个神经症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不是让他仅仅让这个创伤性的记忆浮现出来，还要让主体对这个创伤性的记忆的回答浮现出来（当时这个被雷电所惊吓的男人，通过自己的身体对这个记忆有所回答）。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弗洛伊德对此的回答。当时沙柯想了解，一个创伤性事件和一个症状的因果关系。弗洛伊德也是讨论因果关系，但是他讲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一个外部的雷电和提议，对此主体的回答，这样一个和症状的因果关系，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就把一个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到了对主体内心世界的关注，有这样一个转移。同样也是，弗洛伊德在和青少年的工作中，他才能够理解和让我们理解，在一个创伤性的事件中，包含了一个主体的回答。这个时候，当时弗洛伊德带了布劳伊尔关于安娜·欧的个案和沙柯讨论，而沙柯对此没有兴趣，于是他经过思考，写了《癔症研究》。癔症的出现是因为身体的妨碍导致的，所谓癔症的躯体症状主要表现在瘫痪，是对身体的妨碍。安娜·欧就是手的木僵。安娜·欧手臂不能动，因为当时弗洛伊德做的也是催眠术，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在她父亲要死的时候，她和自己母亲和姐妹就是竞争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她获得了成功，她能够在她父亲身边照顾她父亲，因此她睡眠得很少，在一种半睡半醒的情况下，她看到有一条蛇在她父亲的身上，于是她就想去抓住它，但是马上这条蛇就在她的手臂上了，同时她看到她的手指头都是一些小蛇。如果我们检查这个记忆，这个回忆本身不是叙述的一个创伤性的情景，不像那个男患者，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精神的运动：我是想还是不想触及我父亲的身体。这里有一个“是”还是“不是”，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对立性”。在这个男患者经历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外部的世界影响了他的症状，但是在安娜·欧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一个创伤性的事件引起了她的症状，这个时候，弗洛伊德说，需要一个解释。而这个创伤性的核，经常是由“是”或者“不是”构成的。经常的是，如果一个事情需要解释，就需要一个解释者，他解释的是什么呢？他解释的是二元的冲突，欲望。也就是说，症状是需要一个解释者的，类似音乐是需要一个演奏者的。因此弗洛伊德假设，所有的症状来自于一个创伤性的情景，而症状需要获得一个解释。这就是意味着，无意识不是一个病理性的形成，而是无意识在寻找着解释者。如果意识的知识是说，我不愿意知道我爱我的父亲，那么在无意识中显然存在着另一个知识。弗洛伊德的发明是，无意识试图变成意识，而这个无意识试图变成意识的过程是借助着一个解释者实现的。对于这个解释者，拉康给予了一个名字“被假设知道的主体”，而这个被假设知道解释无意识的主体，是通过恨和爱组成的。而在不背叛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基础上，我给予这个解释者一个名称“精神分析家解释的功能”。这个精神分析家的功能当然意味着分析家，但是不仅仅如此，在刚开始的时候，分析家会给一些解释，但是他要分析者成为自己无意识的解释者，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分析家的功能，而不是分析家的解释。

这是弗洛伊德在他《释梦》的第七章中说，他说，不仅仅是他自己解释梦，同时让他的分析者学会解释自己的梦。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不是这个梦能不能记住，而是两个梦的版本的差别，同时弗洛伊德也要求说，你对自己的梦想到了什么。通过这个过程，分析者就成了自己的分析家，对于他的梦，他的症状，他的无意识。补充说，正是在青少年期的时候，主体才有兴趣或者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家的功能，也就是说他对一个问题感兴趣：我这个身体制造了什么？因为他所有的身体的功能：吃东西，性的特征，目光等，再也不是自然的了。这个时候特别的，他的性征不是注定的，而是和他的冲动有关系，还是和一个彼者有关系的一个东西，因为对于青少年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快乐的问题，而是一个欲望的问题。通过这样我们才能讲冲动，但是这是明天的话题。我们概括一句：冲动——口腔的冲动，肛门的冲动，摄取营养的冲动，总是和彼者联系在一起的。对于青春期我有很多的事情要说，但是明天我要说的。

问：在当前青少年分析中，癔症的比例多吗？

我认识你，前天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复杂，首先要明白癔症的形式和青少年之间的关系，在1915年，弗洛伊德就说，青少年首先是从癔症出发的。我明天将详细的说。

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们要讲转移和冲动的话，我们必须从癔症出发，是在对癔症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发明转移和冲动的概念，同时这个问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在巴黎和我的学生就遇到了：这个癔症模型的地位是什么？所谓这个模型的地位是说，癔症和青春期的关系是A因此就B，还是A如同B，抽象的说，也就是说青少年期如同癔症，还是说这个“如同”不是这样严格的。

在当时弗洛伊德癔症的概念中，是围绕着幻想和诱奸，相对于父亲诱奸的诱惑提出的，但是在现在的临床中，发现，女孩子的癔症是和母亲有关系的，是和拉康这些分析家有关系的。现在的发现是，这些抑郁性的癔症是和母亲有关的。抑郁性的癔症是我们在青春期的少年身上经常遇到的。这是拉康第四个讨论班谈到同性恋和杜拉癔症的时候谈到的。

问：在来做分析的小孩中，他们也有分析家的功能，是怎么回事呢？

你这样说，是不容怀疑的，那么对于你能不能够解释，对你来说什么是分析家的功能？能不能给一个例子。（我接待小孩，他们的父母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他们每次来我都能够看到，他们都有解释自己的欲望）孩子对于自己有兴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区分无意识和意识的差别，不能说孩子对自己生产出来的兴趣，而是对自己身上彼者位置显示出来的兴趣，是孩子对自己的突然性、惊异性，在这个时候是没有的。在武林科特《游戏和现实》中谈到，孩子在游戏的时候不仅仅是在玩耍，仅仅是被刺激，他自己非常专注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说分析是可能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根据我接受孩子和青少年的经验，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成为他无意识形成的解释者。

这个差别是说，青少年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被切分的主体，孩子是诞生在这个被切分的主体中，但是他不知道。正是因为他本身自己的主体是一个被切分的主体，他才在自己的幻想中创造双倍的东西，恐惧的动物等等，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主体是被切分的。我想在这里阅读的是弗洛伊德和拉康，还有一点武林科特，因为拉康的基本的概念使我们能在整个国际精神分析共同体中获得一个讨论。当主体被切分，在拉康那里是S1和S2，拉康说这是隐喻性的。这在儿童那里就存在了的，但是在青少年期时，这个时候青少年才将主体的切分主观化，他就开始注意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想理解它。

问：你讲了主体与镜子的关系，我想，主体的与镜子的关系都是被他人给定的，是不是都是父母给定的，那么这几个时刻的差别是什么？如果都是父母给定的，那么又来寻求父母的证实，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这里是有一个关于证人和第三者的混淆。不是主体在镜子中认出了自己，而是主体能在镜子中认出了一些特征，而是这些特征对他讲，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例子，这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对形象的效果。

当时有一个英国的考察队到毛利去考察，那个时候还没有照相机，在考察队中有一个画家，他很有名，是一个大画家，他也跟着去了。因为没有照相机，他就利用画画，画各种人物和风景，他就把所有的毛利人的头目都画下来了，画得非常逼真，那个时代还没有超现实主义，就是写实主义，因此画得非常的逼真。但是所有的毛利人和头目都不认识画中的形象，对于这些英国人来说，这些画非常的像了，但是这些毛利人都不认识；但是他们船上有一个厨师，他也是英国人，他没有学过画，但是他喜欢画画。这个厨师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也画这些人，画了人以后，所有的毛利人都认出了画中的是谁。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画家自己有一个殖民主义的思想，他觉得这些人都是土人，这些土人在脸上和手上就做了很多的纹路和圈，他觉得这些很土，就没有画这些圈圈，画中的人就像西方人一样，白白净净的，但是这个厨师没有这个想法，于是他看到是什么纹路就画什么纹路，所以说这个厨师画的大家都认得出，而这个画家画出来的，大家都不认识。这一类的例子在我的旅行袋里面非常的多。

当我们在镜子中看到我们自己并且说“我”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镜子中的形象具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告诉我，是“我”，因此这些特征是语言的，它告诉我，这是我。当你看到另一个不是你，实际上是这个特征告诉你不是你自己，也就是说镜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物介，还有一个功能是，把词反射给我们。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词起了镜子的作用，让我们看。在青少年来说，能够反应自己的词出了问题，没有作用了，知觉有了一个扭曲。（这个时候为什么父母没有给他新的词呢？）是因为孩子对父母现在说的没有兴趣，他希望在父母之外有一个人来对他说，他不愿意成为一个让父母亲高兴的孩子。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完全认同父母的欲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区分，理想的自我和自我的理想，理想的自我是自己身体的形象，自我的理想是勾勒自己形象的词。童年期的时候两者是在一起的，但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两者分裂开了，比如厌食症，她要在外面找到一个理想的自我，比如一个模特或者演员，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形象和理想差得太远，于是就要让自己瘦；弗洛伊德的同性恋也是这样，这个女孩要先爱上一个自我的理想——女士，回过来才能爱自己，这个时候她需要一个第三者的确认——父亲，这个理想也告诉她不可能，于是三者没有区分开，她就不能够承受了。

所谓这个时候的证人是证明，这个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距离，需要第三者来证明，表达的是这样的关系。必须要强调的是，自我和理想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而不是性的关系，而正是和自己理想的关系保护着她、避免一个性的关系。我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觉得你是一个分析家，这个问题使我做了一个对明天课的准备。

问：对于词的反射，扭曲的反应，但是有些孩子缺失了一些词，他们没有被自己父母照顾，他们是不是以后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会干预和重建这个过程，我对精神分析很好奇的是，分析家如何重建这些缺失的词？

我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无意识材料的释意，不是通过一个意识层面的解释能够建立的，一个意识层面的解释仅仅是把一个词一般意义上的意思给了孩子。第二个困难是，我对分析家讲，如果我要讲我的工作中讲，大家都能理解，如果我对一个没有分析经验的人讲，这个人是无法理解的，如果你要了解分析，你最好是有一个自己的分析经验。

显然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很重要，而我的回答也许同样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