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升华和冲动

我很高兴重新见到你们，并且用带着我口音的中国话和你们说话，如果你们懂了的话我很高兴。上一周我们的工作是构造一幅图画，它首先是根据人类学的立场来看亲子的关系和祖宗的关系，然后我们以精神分析的立场重新开始，尤其是关于冲动的概念，通过人类学和精神分析来勾勒了这样一个亲子关系和冲动概念的图画。我们上周讨论的精神分析澄清冲动的概念，这是弗洛伊德的发明，为了理解这个发明，我们必须考虑他同时代的整个科学的情况：就是神经学——沙柯和雅内，热力学等等，然后实验医学，我们考虑了和弗洛伊德同时代和比他早一点的科学的情势。因为我们不和弗洛伊德同时代，我们现在读弗洛伊德是因为那些允许我们读弗洛伊德的人，在这些人当中，特别的是拉康。

我们必须理解在弗洛伊德那里新的和现实的东西，而这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创伤，主体通过这个创伤制造了某些东西。首先这个创伤性的记忆我们给的例子是安娜·欧的个案，在这个手臂的瘫痪中蕴涵着她是“要”或者“不要”触及她父亲的身体的这样一个冲突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在一个瘫痪的手中找到了一个不可遗忘的欲望，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够被遗忘，安娜·欧持续着一个焦虑的情势，结果就是她看到了她父亲的身上爬了一条蛇，同时她自己的手指变成了蛇。我们能够考虑她的欲望仅仅是被焦虑的状态所压抑的，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相对于他同时代的心理学家而言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在心理学家那里他们认为，这个焦虑状态引起了这样一种癔症的瘫痪和幻觉；而弗洛伊德恰恰认为，在这个焦虑状态中，正是欲望被压抑。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关于压抑的新的理论：被压抑的是欲望，而不仅仅是情绪。在这个意义上，无意识不仅仅是情绪的水库，而是欲望表象登陆的地方。因此我们能够说，在无意识中有一些文字，关于文字，你（霍大同）做了一些工作，并且在网上我们能够找到，我认为你的学生能够找到它。我们就遇到了无意识的第一个概念：无意识首先是表象的地点，而不仅仅是情绪。弗洛伊德的第二个发明，就是这些表象在青少年期得到一个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受到冲动支撑的。这第二个发明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是从神经学和热力学出发的。神经学是关于神经元的问题，而热力学是涉及到的能量的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不能回答，无意识的表象是符合构成的，和主体如何通过彼者而形成的。这两个领域——神经元的概念和能量的概念，能允许我们获得一个无意识的照片，但是它并不能理解无意识的冲突。为了理解这个无意识的冲突，弗洛伊德就要在语言的科学、神话学、人类学中找到了他的支撑。语言的科学允许弗洛伊德理解无意识的文字；神话学和人类学能允许弗洛伊德理解普遍的人类自身的冲突。

对于神经学，允许弗洛伊德建立一个关于神经元的来源、推动、目的的模型。而这个最为简单的目的是幻觉，弗洛伊德把这个幻觉放在作为行动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时候，这个行动朝向彼者，那么就构成了和彼者的一个联系。为了考虑这个客体的问题，对象的问题，弗洛伊德考虑了两个冲动的重要的潮流，一个自保冲动，一个是性冲动。这个性冲动实际上是力比多，它是以自保冲动为基础的，这个时候称为“支撑”。比如说这个口腔的快感，它推动我们讲话、唱歌，而这样的行为是建立在孩子进食的快感的基础上的，某一些在弗洛伊德之后做出的发现，是，这个支撑是相互的：不仅仅是自保冲动支撑着性冲动，这个性冲动也支撑着自保冲动。这个在弗洛伊德死后的发现，主要是在二次大战以后的英国，有一些孩子出生以后，很小就没有父母的照顾，这个时候一些精神分析家——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她们关心精神分析与教育，于是她们照顾这些孩子。这个时候她们观察到，如果这个照料仅仅关注的是身体，这些孩子很快就死亡了。通过和他们讲话、抚摩，他们才逐渐接受食物和睡眠。刚才这个发现是在之后，在弗洛伊德的时候，弗洛伊德考虑，这个自保冲动必须接受一个现实的检验，而这个检验就在于，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能够接受一个彼者的喂养来消除他的饥饿和紧张，胜过仅仅是通过幻觉来消除这个紧张，比如孤独症的孩子就始终处在幻觉中，他没有办法接受外部的事物。注意到，当我们在谈幻觉的时候，这个幻觉是没有情节的，而是这个图像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这个幻听是一个声音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而不是若干个声音，而这个声音讲述了某一个事情。一定要区分，这个幻觉和幻想的差别。在临床中，当一个患者讲到自己的幻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能让他解释这个幻觉，或者让他画出来，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强化了这个侵入——因为幻觉本身就是一个侵入。相反，如果一个青少年讲他的白日梦，那么就要尽可能让他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洛伊德对于性冲动来说，他认为性冲动没有自保冲动那么聪明，是更为盲目的，在神经症中，这个盲目影响了他的生活。而关于冲动的客体，这些客体逐渐变得非现实化了，一开始是一些具体的、现实的客体：乳房、粪便等等，但是逐渐，冲动是在幻想中来寻找自己的客体。关于症状，我们是在弗洛伊德意义上来谈症状的，而不是精神病意义上的。所谓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症状，是主体能够感受到痛苦，而精神病是自己没有感觉到，是周围的人感觉到痛苦。比如妄想狂，他自己没有感到痛苦，而他周围的同事、他的家庭亲属，他们感到了痛苦，这是两个不同症状的定义。在精神分析的临床中，在第一次的谈话中，我们遇到的人都是讲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不幸福，我和自己丈夫有问题，我和妻子不好，我和自己的孩子有没对劲等等。我说的是一些简单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的症状不适合他，他始终觉得和自己不对劲，这样一类的简单事实。他始终觉得这不对劲，生活不适合他，如同是他自己有一个支撑——拐棍，但是这个拐棍始终是弯的。因此我们的问话是：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症状的？这个症状是如何发生的？就是说，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症状，是说，因为这个症状，我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我和自己丈夫有问题，我不能集中注意力来学习等等。也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妨碍我作为女人，妨碍我作为一个男人，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成为女人，成为男人，这个时候我究竟是希望有这种妨碍还是不是，这样一个冲突。

举一个临床的例子，有一个高中生，他的学习一直都很好，当他面临这个中学会考的时候，他的学习迅速下降，他很焦虑，这个时候他来找我，做了一个梦：他和自己的父亲在外国旅游，他感觉到有人要来杀他，但是他父亲说，你在编故事，但是一会就有一批人来，把所有的人都杀掉了。这个时候他有一个童年的回忆，有一次他父亲非常的愤怒，大声的喝斥他，为了避免这个声音，他做了一个奇怪的行动，他不是捂住自己的耳朵，而是捂住了父亲的耳朵。这个事情发生在6岁，他解释，在面临考试的一个症状就是耳朵“嗡嗡”作响，而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童年期他有一个动作——捂住自己父亲的耳朵，而在青少年期有三个症状：头痛，耳鸣，学习的失败。学习失败对应的是自我理想的失败，同时他有一个梦，这个梦表现的是父亲在场的时候他处在危险的状态中，而当他讲梦的时刻，这个童年期的回忆就出来了，在之前是被压抑了的。弗洛伊德当时在谈到症状和梦作为无意识的两种形成的时候，说，梦和症状具有一种相同的结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使用一个相同的技术来解释症状和梦，经常在临床中遇到的是，我们借助梦来理解症状，如果一个分析者不做梦，那么我们就很难和他一起工作。一个精神分析的设置的后果——设置是要避免太过于面对面的状态，而同时要求他把脑袋中冒起的东西说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是躺椅或者是沙发床，这个时候他很快就会回到他的童年，这个童年不是一个官方性的童年，而是一个稍微让人惊异的、独特的、甚至是从来没有给人讲过的东西，是这样的一种回忆；设置的第二个后果就是让分析者讲自己的梦。现在我稍微讲一点，在这个个案中我们是如何工作的。

我放置童年期的动作和青春期的症状，梦，不是偶然的，因为弗洛伊德说，童年期的一些事件能够获得一种表现，而青春期的表现总是和俄狄浦斯期是相关的，总是有一个性的意味。这样一个童年期的动作，它可能是一个游戏，和父亲玩的游戏，而这个少年表达的是对父亲的进攻性，是要对父亲造反的表达。但是童年期的这些因素都是压抑了的，经常的是，在青春期我们给予这些被压抑因素一个意义。这个时候，少年的梦给予了一个想象的线索，同时他的学习失败可以看成一个符号性的东西——语言和学习的成功可以看成一个符号界的事情，而头痛和耳鸣作为一个症状是作为实在界的部分。症状和梦是一个压抑的关系，而童年期的动作和梦是一个焦虑的关系。在青春期的时候，人们把童年期压抑的因素重新拿出来，但是青少年给予其性的包裹，是给予了一个想象和符号的包裹。你们也许能够猜到，可能也猜不到，这个父亲本人也是在高考统考中失败了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父亲非常渴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通过统考。在一个现实中，另一方面，这个父亲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与自己儿子的关系类似于哥哥和弟弟的关系。在这个家庭中，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母亲是老板，但是在孩子要面临统考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发生了变化，他变得非常的暴力和焦虑，他不断的要求孩子要通过统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父亲才变成了父亲，变成了一个青少年必须战胜的父亲，但是仅仅是在这个时候，也许还有一次，在孩子6岁的时候父亲发怒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必须被征服的父亲，而在其它时候他仅仅是一个游戏的伙伴。一方面父亲是和蔼的对待自己的孩子，这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必须制造出一些和孩子竞争性的东西。孩子因为父亲的这种情况，他没有被和自己与父亲的竞争性所构成。这个并不意味着精神分析喜欢这个冲突，而是说当孩子处在和父亲的竞争中，母亲就不是他的全部，他能够在其他女人中找到自己性的满足。这个母亲就成了永恒性的东西，母亲是孩子的全部，母亲和父亲的关系就成了孩子的东西。有一些女人针对孩子和丈夫会说：我有两个孩子。在这个话语之外她是说：我是所有人的母亲。而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通过这个统考，对自己就意味着两件事情：一方面他会让父亲更高兴，另一方面他会比父亲更强。他有了超过父亲的独立机会，另一方面也有了俄狄浦斯的意义：俄狄浦斯的禁忌就成了禁止他通过统考。具体来说，他成功的通过了统考，是自己的成功还是父亲的成功？如果他统考失败，是他自己的失败还是他父亲的失败？而梦说了一个相反的意义，是他父亲对他有一个死亡的威胁。在这个时候也意味着这个父亲把他放在一个危险的状态，而父亲也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因为他认同了这个父亲，如果他成功的通过了这个考试，是他父亲成功了，如果他失败了，他就如同父亲一样失败了。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形象被切成了两半：父亲是孩子童年的玩伴，他是一个很弱的人，因为他在统考中失败了；另一个父亲是一个很恐怖的父亲，是一个暴力的父亲，要强迫他通过统考，而这个父亲是和童年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说，一个是被抑制的父亲，另一个是一个焦虑的父亲。对于这个少年来说，他需要一个焦虑的父亲，以便构成自己的竞争性，成为一个竞争者。他不可能通过一个被抑制了的父亲来构成自己的竞争性，这个时候这个梦就唤起了很粗暴的暴力的父亲，他呼唤着这个父亲。这个梦的意义是说：父亲，你没有看到我处在危险中吗？你为什么不能如此的可怕，如同当时我把你耳朵捂住的时候，如果你是如此的厉害，那么我就不会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状态中。如果你是如此的暴力，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保护我，让我避免处在这个危险的状态中。因此这个梦对于少年就是一种支撑，把父亲当成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者，而不是游戏的伙伴。当时他处在一个统考的前夕，这个时候父亲也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支撑，但是没有给他充分的支撑，这时梦制造了一个可以与之竞争的父亲，而这个父亲成了以后生活的支撑。头痛也是表达自己父亲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头是自己的，同时也是父亲的头。一方面是自己对父亲的进攻性，另一方面表达的是对父亲进攻性的害怕。这是一个很短的，3个月的分析，这时青少年期给予童年期动作的意义——是给予童年期父亲发怒时捂住耳朵的意义。这是给予俄狄浦斯期冲突解决的意义。经常很多青少年身体的症状，表达的是对双亲之一的认同，这个认同是无意识的，它表达的是孩子到成人，成人到孩子的一个运动。这样一个身体的运动经常是通过一个运动或者诱惑来解释的。经常双亲之一常常被分成两部分：父亲可能是一个小孩子，同时另一方面是一个威严的皇帝；而母亲一方面是妈妈，另一方面是一个不可能被接近的女人。这样一个认同和这样一种症状，总是在处在社会的过渡阶段时候表达得最为强烈和明显，比如说统考。同时比如说，在我们要继续到大学学习，离开父母家的时候，也表达得非常强烈。我一周见他两次，一个半月以后，他的头痛和耳鸣就消失了，一方面是因为对梦有一个解释，同时也是对我有一种转移。这样一个转移是非常想象化的，比如说我骑一辆摩托，撞到一个东西，头流血等等。他做了一个梦，我和他一起都在接受统考的文凭，然后他的家庭举行了一个大的庆祝会，我和他都在，他的母亲说，我为我的这些孩子们感到自豪。同时他也说，他幻想和青少年们在做一些活动，通过这个梦他没有想到，统考的成功不仅仅是意味着成功，还意味着他可以和青少年一起玩耍。如果他成功通过统考，他能够获得一些享乐，而这些享乐是父亲没有获得的。这个统考如果失败，也就是力比多投射到和他一样的青少年的身上力比多投注的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如果他成功的通过统考，他就有更多的权力和这些女孩子打交道。这个时候当我意识到，他在梦中我和他一起接受了证书和母亲说我对自己孩子们很自豪的时候，我发现他具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同时这个梦也达成了一个真正的悖论：一方面我作为一个男人允许他力比多投射到自己男性同伴身上，但是这些同伴是一些性化了的同伴，一些是男孩子，一些是女孩子。为什么是投射到性化的伙伴？是因为他说，当我通过统考之后，我可以和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玩。另一方面，因为他给我讲了很多学习的东西，他认为我也应该通过。悖论是，母亲说我为自己的孩子们自豪。因为母亲的话意味着，一个代的差别，我和他的差别，减低到零点，同时也把性的分化减低到零点，因为母亲和孩子是没有性别差异的，因此这个梦连接了两个矛盾欲望：一方面他能够离开母亲，能够和永恒的母亲脱离开，另一方面他保留着母亲。

加入说他能够自由的和同伴在一起，而这些同伴能够分成少男少女，同伴是被性别化了的，同时也意味着他自己也被性别化了，不再是一个小孩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原来自我的理想变成了他的同类，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在想象中间的循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在梦中他父亲不再是他的玩伴，母亲不再是永恒的母亲；在治疗的结束，他梦到自己母亲非常的悲伤，我对他说，孩子的某些成功可能让父母非常的悲伤，当然你要为父母做很多事情，但是你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在分析结束之后，我听到他成功的通过了统考，之后他在考古学的学业中非常的优秀，我自己总是幻想自己能够成为考古学家，你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总是认同于自己的理想。一个人的前进总是为了发现彼者。

这个个案到底严不严重很难说，但是他不是一个精神病的个案，我们看到，青少年的过程是和治疗的过程是同时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升华”，或者是抓捕和进攻性冲动的转换，从而获得一个社会的成功。今天我讲的是拉康的想象、符号、实在的纽结，拉康的这三大术语能够允许我们去确定症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确定社会和症状之间的关系，还能允许我们确定整体的症状和梦的关系，确定青少年的抑制和焦虑的关系，而经常的是，青少年因为这个抑制和焦虑来找我们。相对于这个个案，明天我要讲一个弗洛伊德的个案。

问：上个星期先生说了孩子在父母之外寻找自我的理想，那么这个理想和童年期的理想有没有差别，是不是还是父母？

这个问题很好，意味着学生懂了我讨论班的内容。拉康说自我要通过两种不同的形式来确定，一种是理想的自我，是一个镜像，这个理想的自我是允许主体能够感到自己身体的东西，这个理想更多的处在关于身体的想象的领域，这个时候，在拉康的图中间，实在的身体位于实在和符号的点上，身体的形象作为镜像的部分保持在符号和想象的点，之所以孩子能够保持一个身体的形象和实在的身体，是因为符号维度对其编码。这个时候拉康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富家子弟开了一辆很漂亮的车，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它反应的是一个理想的自我，它反应的是一个身体的冲动，他能够感到自己非常的强大。自我的理想可以理解为一个句子，回到刚才的例子，这个富家子弟是在说，我来自于一个大家庭，是很有钱的，而这对于反应躯体的冲动是没有关系。理想的自我和自我的理想是不完全冲突的，自我的理想是被彼者给定的，一开始是被双亲的彼者给予的，接下来是被社会的彼者给定的，而自我的理想同样也可能是一个句子，他可以说我是一个优秀的高中生，我成功的获得了文凭，这个东西可以对应到理想的自我，这个自我的理想可以是自己在自己同伴中很强大很聪明，这样一个理想的自我可以对应到刚才的——我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是另一方面父母亲可以给孩子一个矛盾的理想：比如父亲会说，你必须要在考试中成功，你就实现了我没有实现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他说，你可以不成功，那么你就可以和我一样。如果孩子认同了这个冲突的欲望，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客体。

问：我想问一个幻觉的问题，有时候幻听是一句话，比如说你应该把他杀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在一本小说里面看到的——《乌龟（别扭曲的）孩子》。

一个句子是幻觉的结构，因为一个结构总是一个句子。总是以一个必须的形式的句子，你应该做什么。而且总是一个辱骂的指令。这个句子和小说相反，它经常不是完整的，这个主体感到了义务——“你应该怎样做”。在幻觉中，在某种程度上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义务，或者是命名——“你就是这样的”，还要有一种命名性的行动——比如杀，或者是讲出来的辱骂。第一个是义务性、强制性，第二个是命名性，第三个是，因为这个句子不完整，主体赋予其意义。我们这个朋友在小说中的句子是打开了的句子。我们能够听到的是，是整个句子、幻想的片断，另一些是由患者所给予的。这个被增加上的、加到幻想中的意义，主体加上的意义，是被我们称为“谵妄”的东西。那么这样一个谵妄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一个是被迫害型，一个是你刚才讲到的，没有意义的类型——我要杀掉。谈到幻觉的时候，我们要谈到一个幻觉性的经历，这也有两种形式：A是法国的两个病理学家Morel和Falret在1880发现的，是一个被迫害和慰藉的幻觉。比如说，Morel研究了一个女性患者的情况，她的左耳听到了辱骂：你是一个妓女。而她的右耳听到的是：没什么，都很好。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机会，她能够发展这样一个慰藉的幻觉。第二个形式是拉康精神病学的老师发现的——精神的自动性。显然我们应该稍微讲点他和拉康的历史，以至于拉康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妄想狂的个案。他是一个警察局护士站工作的医生，因此这个时候他接待的病人都是警察，他发现影响了公共场所而不是犯罪的人——疯子，我看到有一些人在笑，我想你们笑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你们想象这些患者是完全处在乱动的状态的。总体来说他们做了一些扰乱公共群体的行动，是由于被自己的幻觉决定的，如果他打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骂了他，而如果他冲到一个家里去砸东西，是因为有一个声音说，这是一个坏人，你必须去将其摧毁掉。他的幻觉支配着他这个扰乱公共秩序的行动。这时他有一个独特的观察者的位置，他不仅仅了解到了幻觉，还了解到了幻觉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他处在这个优越的位置上，他发现了，幻觉控制了人的思维和行为，而所有这些疯子做出来的行为都是由幻觉所支配的。那么这个时候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当你在精神病院工作，你在检查一个精神病人，你有时候会发现他好像在倾听你，但是另一方面你会发现，他的嘴和身体在不断的动，好像他倾听到的东西本身是由自己嘴巴发出来的，同时也是具有表情的，正是这个现象，他将这个现象命名为“精神的自动性”。

问：在弗洛伊德的“狼人”和一些个案中，结合先生谈到的，他说要和幻觉工作，如同梦一样，怎么理解？

也不应该和幻觉一起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不能认为精神分析能够在没有一个精神病的治疗情况下，和一个精神病人工作，精神分析有五个东西：症状，梦，语误，妙词和过失行为，我们和这五种形式工作，在精神病那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谵妄一个是幻觉，当我们精神分析家和这五个东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求破译，通过破译来获得一种理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主体他在五个形式中找不到代表自己欲望的能指，通过破译能够帮助他找到这个能指，精神分析就是这样的。

对于青少年来说，主体的欲望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个相异性，对父母的相异性是家庭中的，而性的相异性是社会性的，这个时候他就要创造一个和童年期不一样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就成了欲望的能指。为了找到这个同一性，如同我们开车在没有定位的原野上一样，左一下右一下，一会童年期一会青少年期，当这个动作停下来的时候就是症状。在梦中间，梦代表的就是这个运动，一方面我们接受了文凭，我们长大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是母亲的孩子。冲突性始终是存在，梦解释了冲突。弗洛伊德说，梦是欲望的达成，我们也可以说，梦有时候是冲突欲望的达成。在青少年中间，这五种形式——症状，梦，语误，妙词和过失行为，它们表达的是主体处在这个矛盾的欲望之间，在另一方面，谵妄和幻觉的主体并不是一个无意识欲望的主体，主体是一个被大彼者享乐摧毁的主体。不能够把它们当成梦或者症状来解释，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欲望的主体。一个精神病患者来找精神分析家，是他要寻找到一个保护。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幻觉如同一个东西一样托付给我们，条件是我们不解释它，如果我们对谵妄和幻觉解释得太多，我们就变成了迫害者，这个时候就又可能启动危险的情景，所以必须很好的注意。

为了和我们精神分析家的中国朋友解释，我们必须声明，和神经症的工作和精神病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弗洛伊德接待精神病的患者的时候，他更倾向于将他们送到Binswanger和Abraham精神病学家那里去，而对于拉康来说，他有三个立场，也许可以说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病学家的观察阶段，结果就是他的医学博士论文，关于妄想狂的，1931年；然后是关于妄想狂的姐妹，整个阶段持续了20年，直到50年代，接下来是他的讨论班，是关于精神病的讨论班，这个时候他不仅仅考虑了镜像阶段在精神病中的作用，尤其是考虑了语言的问题，语言障碍的问题。严格的说，在拉康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候他是以想象的立场建立精神病的，这是克莱因的立场；他的第二个阶段是他重新回到精神病的立场，是以发力哈的一个重要的文本，1942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语言障碍的问题。在第二个阶段中，拉康以语言学和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来理解言说主体的结构，他讲隐喻都是不在精神病那里存在的，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就是他的罗马发言，是在1953年；稍微在之后，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关于精神病可能治疗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他说，精神病患者不是一个被能指代表的主体，这个立场一直持续到1969年，这个时候，他的第17个讨论班《精神分析的反面》，把精神病患者放在一个言说之外的立场。在辞说之外，他就有一个关于辞说的四个公式：能指1，能指2，客体，主体。而精神病是在辞说之外的。这四个因素其实已经在罗马发言中表达出来了的。这个精神病患者是在辞说之外的，《关于精神病可能治疗的一个基本问题》中是呈现出了的，同时在这个阶段，拉康也有一个关于精神病的会诊，在圣安娜医院，他们的科室叫做“Daumezon”，在这个会诊中，他希望精神病能够被精神分析文化化，当时很多精神病学家在拉康那里做分析，拉康的立场仍然是，精神病还是应该在精神病学家那里做分析，他认为，如果你接受一个精神病来做分析，他能完全使你发疯。改变拉康的观念的是，不是成人的疯颠，而是孩子、儿童的疯颠，青春期的疯颠，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精神病学和教育的交汇点。这个时候在拉康周围的人，尤其是女性，她们向拉康显示了和这些幼年精神病人工作的兴趣，她们是，Lefort和多伦多，她们创造了一些机构，这些机构既是教育性的也是治疗性的，马诺里在机构中和一些有严重精神紊乱的孩子工作。这个时候拉康才改变他的观点，说我们能够和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这个一个立场的转变是在70年代初，显然的是，如果精神分析家在医院的工作是很容易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