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大辞说

你们好！我们重新开始。我想大家已经理解了我利用了两个青少年的模型，来谈论青少年性欲的问题，一个是癔症的形式，一个是 Méloncolie的形式，谈论青春期性欲的问题，同时来勾划童年期经过潜伏期，再到青少年期的过渡。这三个期在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昨天我们的讨论要结束的时候，我写了几个字母——S1，S2，$，a，那么这几个字母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是非常熟悉的。这四个字母，第一个叫做主人的能指，第二个叫做知识的能指，第三个是被切分的主体，最后一个是欲望原因的客体，正是这四个字母能够使得拉康谈论辞说的问题。这是拉康在第17个讨论班讨论的问题，他说，辞说和简单的言说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一个辞说并没有话语，那么就存在着一个界限，而这个界限正是我今天讨论的出发点。

这个所谓一般的“说”，它分成一个说话者，一个倾听者和说的信息的传递，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说；而这个辞说，是由我们刚才说的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这样一个辞说可以对要素的强调，这个时候一般的辞说就发生变化，四个一般的辞说就变成了四个辞说：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S1上，就变成了主仆的辞说；如果我们把强调放在S2上，辞说就是大学的辞说；如果我们把强调放在$上，就是癔症的辞说；如果我们强调a，那么辞说就是精神分析家的辞说。也就是说，四个辞说包含了一个一般性的辞说，通过不同的强调，我们就有四个不同的辞说。

昨天我谈了，这个辞说和一般的说话之间的差别，涉及到的临床的例子是，某些青少年到分析室来了以后，他们说了他们全部的历史、很多的东西，说完之后，他们再也不来了。我们同时举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辞说就相当于我们在织布上绣花一样，我们在织布上下穿行，这样就具有一个周期性，那么今天我们为了理解这个辞说，我们就说，如果绣花的目的是相对于客体小a，那么绣出来的就是精神分析家的辞说。那么就是，如果目的不一样，绣出来的辞说就不一样，四个辞说就类似于四个不同的绣花的图案，辞说就是绣花的过程，因为目的不一样，那么绣出来的花、图案就不一样。每一个辞说都作为一个运算子强调了一个重点，每一个辞说都有一个社会的联系，对于一个分析的辞说来说，它涉及到的是精神分析设置的建立，这是我今天想讨论的问题。

我非常感谢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来和我讨论个案，我也希望你们理解，在哪些方面我特别的强调，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分析家都对建立一个倾听而负有责任。如同我在接待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和我在法国作为一个控制者接待分析家的时候，当人们说：我有一个分析者，他说了什么，他画了什么。这个时候我就会喊他们停下来，说：不要这么快，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接待他的？你是怎样准备解释将要进行的工作的？对于一个分析者来说，尤其是青少年，如果我们仅仅说我们在倾听是不够的，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这个话语的重要性，话语作为最重要的精神的药物，它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希望你把冒到你脑袋里面的东西都说出来。这是首要的事情，如果他说话有困难，我们才建议他绘画，或者做胶泥。也就是我们要这个情势结构化，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分析的情势结构化？比如说，我在精神病院工作，当我上班的时候，精神病医生就会给我说，昨天来了一个病人，他有幻觉，但是我们比知道他是属于精神病的范围还是神经症，我当然会问，他来了以后你们是如何诊断的，给了什么药物。然后我见患者，当然我不会说你把脑袋中的全部说出来，我会说，为了了解你的困难所在，为了了解你为何如此痛苦，我们需要有进一步的澄清，我会提出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来询问他。有了几次最初的询问以后，我才会决定他是否做一个精神分析，如果进入这个精神分析的工作，我才会提出一个精神分析基本的规则，然后他同意，我们展开工作。因此是有区分的，是一个一般性的询问和进入分析的情势，是区分了的，是有很好的构造了的。但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是带着精神分析家的耳朵在倾听的。所谓精神分析家的耳朵，不是掏耳朵的那个耳朵，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家用他自己精神分析家的耳朵，是用他自己无意识的“知识”和“经验”来倾听，而这个无意识的经验是在他自己作为分析的时候理解的，这是第一重要的；然后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精神分析协会学到的理论，他用这个理论来倾听。这两者的关系——自己无意识的知识，是在自己分析中理解到的，和在课堂上学到的精神分析的知识之间，显然是我们作为分析家的倾听是根据无意识的知识来进行的，而理论的知识是在倾听之后，也就是我们在倾听，然后我们利用无意识的知识来给予一种理解，之后才有我们借助于理论知识的步骤。

当时在弗洛伊德同时代，有一个分析家，叫做赖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用第三只耳朵倾听》，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的是精神分析的位置和立场，还有一些临床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家，他们利用他们在大学学到的知识来倾听，那么他们的立场和精神分析家是不一样的。拉康就说，是一个精神分析的设置的提议，创造了分析的请求。拉康在他整个的教育中，都强调了精神分析设置的建立。他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精神分析设置的提议，创造了分析的请求。

我们要区分关于请求的问题。对于某些孩子和青少年来说，他们会有被倾听的请求，而精神分析家看待这个请求是说，要在这个精神分析的设置下来倾听。这个是很重要的，某些青少年来了以后，他们说了所有的东西，这个时候他显然有一个被倾听的请求，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在分析设置下的请求，那么他说完就再也不来了。

昨天晚上我接待了一个人，他在一个中学中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工作，他讲述了一些在中国和法国，其它地方都普遍存在的症状，问题是，这样一个学校的临床工作者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同时很多人以一个精神分析的框架来工作，并且卓有成效，那么，遇到的这些症状都是很普遍的，所谓普遍是大家都熟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例子都是一样的，它们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处理。有一个人有一个怀疑性的焦虑，他不能说话，只能写出来，当写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写的都是很正确的，但是他马上就有一个怀疑，但是在写怀疑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错了，那么这样一个书写的错误对我们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而是一个语误，它是有意义的。所谓把这个书写的错误应该理解成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笔误，目的是要告诉这个中学生，这个错误是在主仆的辞说的背景下发生的，通过你的笔误来理解自己的无意识，需要你进入一个精神分析家的辞说，也就是说要和我一起工作，才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笔误。这样一个分析的情势，分析的辞说，和其它的临床之间的差别是：其它的临床设置中，他们关注这个症状，将其称为疾病，而全力工作，想消除它；而精神分析的设置的目的是，想抑制这个症状，在这个症状的后面，是一个话语，是一个阻碍，如果我们抑制这个症状以后，这个被压抑的话语也许就会冒出来。当时这样一个分析的情势就涉及到一个转移的过程，那么这个抑制和转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50年代的初期，人们经常说：分析者的转移，分析家的反转移。那么拉康说：不是说没有这个术语指示的东西，而是说，这个“反转移”的术语给了分析家有太多的幻想，完全把他们的脑袋塞满了，很不利于分析的工作，不能够准确的表达分析家的工作。因此拉康建议将“反转移”的术语划掉，而是用“抵抗”这个术语来替代，所谓抵抗，不是说抵抗分析者的同情，而是抵抗分析家自身无意识的知识。

刚才我们说，精神分析的辞说把重心放在了欲望的原因上——客体小a，显然的，在精神分析的设置中，分析者会讲到自己的客体，而这个客体和彼者的关系，通过转移，最后分析家就处在这个客体的位置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分析辞说的中心位置就是这个客体的位置——构成欲望原因的位置，它构成了分析家辞说的中心。这样一个客体的问题也是青少年的中心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对于彼者来说，我是怎样的一个客体？我们说，某一些青少年的问题是：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也就是在我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我是如何的？而这样一些问题对他来说是非常悲伤的问题，这个极度的悲伤会导致他对彼者强烈的进攻性。这样一些少年，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是和某一些丧失一起生活，是存在的一种丧失。孩子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是借助于彼者，借助于和母亲目光、声音的连接才能够生存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乳房、目光、声音，后来这些客体是获得了一种升华，而另一方面，这些客体是丧失了的。也就是，孩子遇到了第一次的丧失。这个丧失实际上是通过被剥夺的方式被丧失的，那么最初的剥夺者在西方我们命名为——父亲。这个原始的父亲有一个绝对的权力，正是这样，我们在神话当中，我们用“神”来命名他。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在早期的神话中，有一些夸大耳朵、眼睛，是一些局部冲动的表现，也就是最早的原始的父亲是局部冲动的表现，而这个局部冲动的位置不是我们的位置，而是精神病患者处的位置。正是这样，这些剥夺是通过精神病患者的谵妄和幻觉表达出来的，而在孤独症患者中，我们和他们的目光和声音交流，你会发现他们处在一个混沌的、死亡的、世界末日的状态中。对于这个神经症的患者来说，他的表现是，他们做一些献身性的工作，比如看到一个人很穷，于是就捐钱给他，通过一些局部性的行为，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最早的客体被剥夺的痕迹。对于一个精神病患者来说，他的献身，就是对自己整个存在的献身，不可能像神经症患者一样，通过谈判，通过一个符号性的付出来给予。经常在精神病院中，人们使用电休克来治疗 Méloncolie的患者，在这个治疗中，Méloncolie的患者可能变得很安静，但是你仔细倾听，他其实是说：当然我是安静了，实际上我是要死了，所以我才安静下来了。也就是说，孩子被这样一个冲动剥夺，这个原始的剥夺者被弗洛伊德命名为“原始的父亲”；而拉康却用一种结构的方法将其命名为“剥夺”。但是在这个剥夺中，并不是所有的满足都被剥夺了，这个满足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幻想被重新的找到。拉康幻想的公式是$<>a，被语言切分的主体，他和客体小a有一个联系，也有一个分离。第一个运算子，就是第一刀，切分了主体，就是语言。通过语言，我们可以其它彼者谈论很多东西，比如一般性的人、一般性的物体，这样我们进入一种绕舌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不是一种解释，解释是要回答，这个被切分的主体怎样和客体有一个怎样的关系。所谓“绕舌”，在分析中可能出现的是，一个少男可能被少女所吸引，分析家说，这个很正常。这就是绕舌，它不是解释，解释是针对某一些客体和与客体的关系进行的。

我们要理解，这样一个切分的标志，不是一个语言把一个主体切分开了，而是刚开始有一个存在，因为有一个切分，所以有了一个主体，所以主体是一个被切分的存在。我们不能说，有一个主体，然后被切分，而是说语言的切分产生了主体，于是主体就带着这个切分。没有这个切分就没有主体。如果我们在三点结上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实在界是一个身体，语言的进入身体就构成了一个对身体的切分，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通过这个语言的进入，就拉开了一个身体的距离。在这个公式里面表达的是，当语言切分了这样一个存在——身体，这个时候主体产生，不是一个完全的身体，而这样一种切分，不仅仅是说，这个身体从母亲身体中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母亲的身体也被切分了，母亲的身体也有缺失了，这样一个切分既对主体又对客体，这使得主体和客体都是不完整性的、一种缺失的状态。同样的这样一个语言的运作，使得孩子的存在变成了一个被切分的主体，同时也使得彼者成为了一个不完整的彼者，那么孩子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我要什么？在这个我要什么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她要什么？这就是拉康的命题：Che vuoi？这是意大利语，就是：你要什么？它来自于18世纪的一个作家，Gazotte，他写了一本小说，里面主人公是一个男的，他有所有的东西，除了爱，而爱在当时他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那么他就到处寻找。一个很著名的场景是，在一个小巷中，魔鬼就变成一个大耳朵怪物，对着这个男子喊道：你要什么？！拉康就很喜欢这个小说，他想说的是：母亲用一个很粗的声音对孩子说，你要我怎样？

语言对孩子的切分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个时刻：第一个是，孩子被放在了语言的世界中，他被语言所触及；第二个是，孩子掌握了语言。第一个时刻是一个陈述：我被说。第二个时刻是：我是一个言说者。第一个时刻是一个被说的存在，而第二个时刻是一个讲的存在。在第一个时刻，我是一个被讲的存在，这个被讲是被彼者所讲，这个孩子和彼者之间就有一个强烈的爱和恨的关系，这是主仆辞说表达的东西；当我是一个讲的存在的时候，就是这个S2——知识的能指，所表达的东西，就是说，在分析的情势中，刚开始，分析者就处在被讲的状态中，通过癔症的形式，他幻想分析家能提出一个请求，他自己就成为分析家的一个客体。在弗洛伊德关于“倒错”里面讲到，孩子讯问母亲需要什么，当然是，母亲需要石祖，但是她没有，那么这种情况下，母亲就是一个“无”的存在，孩子遇到母亲这个无的存在就是孩子的状态。在被讲的存在和讲的存在之间，有一个过渡期，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中，主体是和一个局部的客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局部的连接是通过阉割来表达的，阉割表达的是：在被讲的存在和讲的存在之间的状态。那么这个阉割就不是一个实际的运作，它表达的是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在人类共同体中循环，同时也是生和死亡的法则。正是这样，我们就能够区分阉割的幻想和符号性的阉割。阉割的幻想是，我想象我被父母亲的一个所阉割；而符号性的阉割，它作为一个法则和协议，在所有人类共同体中循环，从而产生一种交流，这就是语言的交流。如果我们把阉割的幻想和符号性的阉割联系到一起，具体到实施阉割的实施者——父亲，就是说，通过阉割，避免了我和母亲的性关系，同时他将我接到了语言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父亲本身也不是一个全能的父亲。

我们讲的这个在高中统考中头痛和耳鸣的少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担心考试失败，这是一个阉割的焦虑，一个幻想，他不仅仅担心自己被阉割，如果他通过考试，他就阉割了父亲；但是考试的成功可以使他成为成人，和父母建立一个社会一般法则允许的情感关系，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符号性的阉割和这个阉割的幻想之间的区别。在这个时候，符号的维度处在了想象维度之上的情势之下，有一个新的实在的冒起，这个冒起就是一个性的享乐。在这个时候，我们说，青少年期是一个阉割的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个被讲的存在是通过剥夺导致的，而讲的存在是通过阉割而导致的。在被讲的存在和讲的存在之间的过渡阶段，拉康命名为“失望”，也就是孩子的请求没有被听到，但是如果孩子的请求完全没有被听到，那么他就不能够转变，必须要有一个部分的听到，孩子才能完成这个翻转。正是在这样一个请求的失望中，在请求没有被听到、没有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孩子才存在一个幻想，他不属于这个家庭，而是属于另一个家庭，而那个家庭能够满足他所有的请求，家庭的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失望的状态中被创造出来的。为了和临床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有几个注释：第一个是，当他作为一个通过剥夺而成为被说的存在的时候，他丧失的是全能的状态；第二个注释是，当他接受一个符号性的阉割作为一个说的存在的时候，这时符号性的阉割使他丧失的是自己所有的请求都被满足的幻想，从而使他能够相对于他的祖宗而定位，使他处在代系的系统中，使他能够通过语言来达成关系。在符号的阉割中，这个父亲就成为传递自己文化的传递着，他肩负着祖宗符号性债务，他必须将祖宗传递给他的文化传递给后人的过程，来偿还符号性的债务，在这个意义上说，符号性的阉割和符号性的债务是相同的意义的。关于符号性的阉割的最后一个注释是我明天要说的，也就是通过符号性的阉割以后，主体就成了他的请求值得被倾听、能够被适当的满足的主体，就是说他具有了男人和女人的位置，他的请求能够得到彼者的回应。这个就是所谓“个人的神话”所描述的内容，所以我们强调了早期童年期到青春期，再到成年期的转换。也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在分析的情势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一个符号性的阉割，通过分析而接受一个符号性的阉割，这是针对Méloncolie的青少年而言的，这是明天所要讲的，明天的题目是《结论性的话语：关于对于青少年治疗性的行为》。

问：在阉割的逻辑中，怎样推出父亲不是全能的呢？阉割的幻想和符号性的阉割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精神分析如果要具有一种普遍性，它就需要有足够的抽象性，那么精神分析中的“父亲”就不能和临床中的“爸爸”相混淆。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少年必须将他的性欲符号化，而这个是将他生殖的性欲符号化，而不是以他童年期局部冲动的名义来符号化，也就是他的身体发生了一个改变，他要将这个改变符号化。拉康使用了三个术语来谈这个发展的阶段，第一个是剥夺，也就是说，通过语言导致了母子全能的分离，孩子和母亲都成了不完全的部分，而这个剥夺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第二个是失望，这意味着这个请求没有被听到；第三个是阉割，这个阉割发生在符号的水平中，这就意味着孩子的请求能够被听到，能够被理解。之所以这个请求能够被理解，是因为父亲作为阉割的媒介，他自己曾经就接受了符号性的阉割，他才能够给予孩子一个符号性的阉割，这本身就意味着父亲不是全能的。

我们要注意，如果没有分离，就没有我和彼者的问题，就是通过分离，才有了第一个大彼者——母亲，第二个大彼者——父亲，还有第三个大彼者——社会，这个大彼者不是一个具体的妈妈爸爸，而是一个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大彼者，同时也不是有三个大彼者，而是大彼者的三种形式。如果存在着一个母亲和孩子的共生性，就没有所谓阉割的问题，阉割作为符号的节点，它包含了三个部分：母亲、孩子和父亲。这个父亲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而是作为一个局部。如果你们要真正理解我讲的东西，我希望你们重新读弗洛伊德，读拉康，从而获得理解。同时，在阅读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你们自己临床的经验。

问：向分析者解释分析工作的进行是非常重要的，是否需要一个无意识知识的介绍呢？对小孩如何介绍呢？

这个不是一个解释，而是说一个基本规则的建立，这里你没有懂，你很聪明但是处在改进的状态中。显然的，一个基本规则的建立，不是去解释，这里有一个无意识。实际上是通过一个谈话，是做一个评价，他有一个愿意被倾听的请求，他愿意做一个自由联想，这时我们将规则告诉他。

问：拉康不说反转移而说抵抗，那么这个抵抗包含着什么呢？

转移和反转移是很容易理解的，处在分析中的人，他有一种情感表达出来，转到分析家身上，而反转移是分析家对这种情感的反对。比如一个人始终来得很准时，我们可以说他有一个正向的转移，如果他总是迟到，我们说他有一个负面的转移，这些都是很好理解的，之所以我们说很好理解，是在意识层面上这么说的，也就是这两个术语描述的是意识层面上谈论的事情。那么拉康在讨论精神分析设置的时候，一方面他提出了分析家的辞说，另一方面他在制度上提出了“通过”制度，在此之前，他就发现“转移”和“反转移”没有说到无意识的基础，才提出了抵抗的概念，也就说分析家必须抵抗自己无意识的“知识”和“知道”，就是分析家不能够和他自己无意识的“知道”做游戏，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听到分析者自己表达的无意识。

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是弗洛伊德的例子，弗洛伊德在和少女杜拉工作的时候，最后少女离开了他，后来弗洛伊德在检讨自己工作的时候发现，他没有离开父亲的形象，他没有离开自己无意识中对父亲的认同，正是这个问题使他无法在这个个案中向前走。在这个个案中，弗洛伊德始终认为少女杜拉爱自己的父亲，只是在后来的注释中，发现，杜拉是一个同性恋。正是弗洛伊德在检讨这个个案的时候，不是说：我是不是对她和蔼或者太凶了？我是不是对她太好了或者太差了。而是说自己没有离开无意识的父亲的位置，没有真正处在一个分析家的位置。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处在一个学徒的位置，弗洛伊德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一开始就是所有人的父亲——精神分析之父，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学生，那么要弗洛伊德离开自己无意识中父亲的位置，就很困难。（霍大同：转移和反转移发生在情感的层面，而抵抗是无意识层面的。）

问：孩子一出生就到了语言的世界中，是不是母亲给予解释，语言才触及他；第二个是讲的时刻，这个剥夺和阉割都是父亲，但是我没有听到父姓的东西。我想请先生在这里多讲一下。

首先，你有一个和刚才女士一样的混淆，把父亲理解成爸爸，在拉康那里，首先是一个相对于母亲的彼者。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讲话语的时候，不是绕舌，也不是孩子语言获得的过程。所谓母亲的彼者，就是说孩子在幻想中，他幻想到一个暴力的父亲将他和母亲分开了，这是一个剥夺；而在第二个阶段，在讲的存在中，我们讲了符号性的阉割和符号性的债务，对于孩子来说，他有不同的父亲的形象，这个形象和实际的父亲是有差距的。当时多伦多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她无法区分实际的父亲和符号的父亲。

问：在for－da中，这个孩子是被讲的主体还是言说的主体呢？

我们不能这样去说，不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理论以后，所有的临床都清晰了，如同照相一样，所有的细节都对号入座了。你可以问，在多少岁，或者什么时候，孩子进入了语言的结构。

For－da的孩子在和这个线圈做游戏，实际上是在和母亲的不在场做一个娱乐，可以看到，他和一个线圈做一个符号性的游戏，这个时候孩子具有一些现在于进入符号性系统的倾向，当时他处在欧洲语言原音的位置上，刚好母亲不在场，这里又有一个线圈，他就表达了母亲的在场和缺位，这表达了他试图登陆在符号界之前的努力。不能考虑一个被说和说的过程，在拉康那里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他才可能成为一个被说的存在和一个说的存在。显然的，另一方面，你理解了相对于成人面对他来说，孩子通过在场和不在场更容易进入符号界，相对于成人面对他来说，他做的游戏来说。

问：分析家对自己无意识知识的抵抗，和自己的转移有什么关系？分析家的抵抗和分析者的抵抗有什么关系？

我想对于转移和抵抗的问题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分析家的抵抗和分析者的抵抗是说，在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处在一个绕舌的状态，没有办法获得一种解释，分析者说了很多东西，是用不着解释的这样一种表现。之所以是绕舌而不是解释，分析者需要解释自己的客体，同时我们需要解释他将分析家当成什么客体，也就是对客体小a进行解释，这是标志分析的进展的标志。总是说容易于做，显然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做。

谢谢你们的倾听和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