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引言２

今天我想讲一些精神分析家们开始和青少年工作的一些社会条件的历史因素。根据昨天提出的问题和我能够回答的情况，使我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楚：精神分析家和青少年一起工作是和精神分析诞生是同时的。根据昨天的讨论，有不少人对理论很感兴趣，今天我们会涉及到一些理论，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论，因为有些理论的问题不是马上能遇到。昨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结论，比如大家能够理解，青少年是重新考虑俄狄浦斯期提出的问题，重新思考俄狄浦斯期提出的问题。你们知道这两个词有一些差别：“同一化（认同）”和“同一性”。那么我们昨天讨论了在青少年期，相对于理想来说，它有一个变化，涉及到这样一个相对于理想的变化来说，我们有9到10次的课程，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两个概念需要定义，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青少年期。

对于青春期来说，我们定义说是一个身体的修改；对于青少年期来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心理的反映，这个反映是说，青春期修改了自己的同一性。所谓青春期修改了主体的同一性，因为身体也成为了他生命的源泉。也就是和父母亲的竞争发生了一个真正的变化，姑娘可以有一个孩子，小伙子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要一个孩子是一个梦，但不仅仅是梦了，它变成了一个可能性。这个时候，青少年就更进一步的登陆在代的链条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一个小伙子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他会意识到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儿子，是他爷爷的儿子。也就是说，当这个小伙子想象成为父亲，实际上他也可能成为父亲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父亲看成是父亲也是儿子，也可能将他的爷爷看成既是儿子又是父亲。作为一个孩子的历史来说，他是自己父母亲关系的历史，但是当他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的历史就是若干代的历史，他有和他祖先的关系。在所有的社会中，尤其是我在曾经研究和生活的非洲，那里就有一个仪式，当青少年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就与自己的祖先相遇，这个时候，这个小伙子他具有的姓，不仅仅是他爸爸的姓，而是他父系的序列。中国的作家巴金的书《家》，在这里，这个序列是清楚的。我们能够说，这个是人类学，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我将讲另外的事情。

我的问题是这个：是什么东西从一个代传递到另一个代。人类学家说这是财富的传递，姓的传递，习惯的传递，传递的是亲子的规则，亲属的规则和婚姻的规则。通过这个，精神分析家说，传递的是一个禁忌和性欲。在这个上面，精神分析家带来了新的东西。这个时候，精神分析家认为青少年要思考他的起源，他的性的起源，他会问，他是怎样的一个性活动的结果？怎样的一个性的活动使他成为这样活动的一个结果？在俄狄浦斯期的时候，他会发明一个关于他起源的理论，这个理论被弗洛伊德命名为童年的性的理论。在弗洛伊德对于达芬奇的研究中，他说孩子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死了以后我到哪里去？今天我想指出的是，这两个问题怎样在青少年期的时候发生了变化。

我们能够看到，这两个基本的问题概括了我们所有的主体从生到死的所有的范围。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就是人的存在。有意思的是，在青少年期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就打开了。也就是说，孩子从哪里来也就变成了——父母从哪里来？这就是从儿童到青少年的过渡。另一个问题也将打开，就变成了——谁是我的祖先？我们将看到孩子的回答和他变成青少年以后的回答。

我想对大家说的，首先是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对接待青少年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必须的：这个过渡应该被概括出来。对于一个和孩子的工作来说，最初的两个问题是必须的，而和青少年的工作中，第二个维度的问题，即过渡的问题必须是有的。我命名，生的问题是A，死的问题是B，下面分别是 A’和B’。我利用三个表达来表达这个“打开”。我们能够看到，A是包含在 A’之中的，B是包含在B’之中的，但是这个还不足够。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个从啊到不的过程，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是非常复杂的。对青少年来说就变成了螺旋的旋转。也就是对孩子来说，他会想，我将会如同爸爸和妈妈一样；而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在他死了以后，他会成为一个祖先。因此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的父母成为孩子，也成为祖先，而我也可以成为父母，成为祖先。这个时候我和我父母亲的关系，不仅仅是有一种生物学的联系，也不仅仅是我有父母亲的一些特征，也不是我有父母亲的一些症状，而是我们都要成为祖先，成为祖先链条中的一份子。当然，对我们父母的看法来说，他有他的面容和性格，他们有他们具体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沿着代的链条向前追溯，我们就会看到，越追溯得远，祖先的特征就越来越模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名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A’和B’的问题就是建立在一起的，这两个问题就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既是文化的，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是真实的，也是真相。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当心，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祖先的问题了。对于那些早上因为太冷而没有睡醒的人来说，现在就必须醒过来了。我们将通过一个序列而继续向前走。

对于祖先的序列来说，我们可以命名爷爷或者奶奶，这是孩子做的事情，而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就能进一步理解，我爷爷的父亲，我奶奶的母亲等，然后是接着追溯上去，好多代之前。到某一个时刻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祖宗，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和我们是否是类似的，正是在这个地方，神话就在那里，构成了我们记忆的内容。比如我的家庭可以追溯到2或者3世纪以前，某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同时有些家庭也可能在历史中找到了自己的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姓就具有的历史的重量。这是青少年将要做的事情——相对于祖宗我将要做的事情。这时他讲到了爷爷、祖祖，实际上他讲的是自己的姓。当我们和一个少男或者少女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到他讲的爷爷奶奶的故事，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他实际上讲的是自己姓氏的故事。也就是说，从A’那里B’那里来说，是：我所具有的姓氏从哪里来的？这个姓氏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我们可以请一个孩子把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画出来，但是我们不能让青少年将自己的姓氏画出来，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姓氏传递了什么？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三个水平，就是说，存在着一个时刻，把独特性和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我和彼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共同的地方，而这个问题仍然是在祖宗的水平上被提出来的。也许我们说，第一个水平是，孩子会将爸爸妈妈是怎样相遇的，是两个家庭的相遇，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包办的；第二个水平是，我的祖宗在一起，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第三个水平是，我和彼者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尽管我们有共同的祖宗，这个时候我们处在话语的水平。因为我的祖宗是普遍性的，在这个水平上说，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言说的法则。问题就变成了，人类的语言是怎样在世界上出现的，而这个问题是青少年提出的，这不意味着他自己听到了，有时候他是听不到的。越是时代充满暴力，这个问题就越少听到；越是祖先处在战争中，这个问题就越少听到。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青春期的问题。

我们可以概括，有三个水平，第一个是双亲，第二个是姓氏，第三个是话语。所有的问题都交织在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上。那么我选一个例子，是我在非洲工作的例子。在一个国际组织的请求下，我照顾着一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经历了一些恐怖战争的青少年，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在8岁或者10岁的时候就成了娃娃兵。这个时候我和我一些非洲的同事就发明了一个治疗的结构，以便听到他们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工作在刚果，那里一直处在战争中。这个时候这些孩子变成了青少年，他们和我说话有一些障碍，因为我太是一个外国人了。刚开始，我认为他们很难和我讲，因为我对他们很陌生，他的父母亲可能被砍头，但是他们却很容易和我讲，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祖宗。他们更容易的和一个外国人一起把这些混乱的线索清理好，之所以是这样，当然是有我们倾听的耳朵，同时是我的祖宗没有处在战争中，我的姓氏也没有处在战争中。我认为这样一个事实更容易的和一个人讲，而这个人的姓氏和自己的姓氏没有处在战争中，更说明了第三个水平的事情。由于开始他很容易和一个外国人、一个没有处在战争中的人讲了他自己姓氏的历史和他双亲的历史，如果他更容易的讲，他就讲自己姓氏的历史和自己双亲的历史。这样一个例子也许允许我们能够理解，一个精神分析家和一个青少年工作的情况。

首先，一个青少年有一个转移，把我们精神分析家看成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接下来他要转到自己的姓氏上，他们会用自己的姓氏来做梦。我的姓氏是Dou vi lle，如同你们一样，我也将自己的姓氏解构。Dou是从哪里来的意思，也有温柔的意思，vi－vie是生命的意思，ville则是城市的意思。一个少年给我说了一个梦：我不知道我在哪个城市？他不断的做这个梦，我告诉他，你就是在这个“Dou（杜）市”，他听到以后，觉得稍微好点了。当他有了这个观念以后，就利用了暑假的时间旅游了所有法国的城市——他是一个音乐家，背着吉他到处旅游。每到一个城市，他就给我寄一个明信片，等他回来以后，我就给他看他给我的明信片，他开始给我讲他的历史：他是犹太人，为了不被迫害，他的父母亲改变了自己的姓氏，为了逃避迫害，他的父母也不断的转移城市。这是一个关于姓氏的转移，一当这个转移建立以后，这个关于自己父母亲的口子，就打开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少年对我充满了愤怒，因为我的声音很像他父亲的声音，直到某一个时刻，他对我说，他不能忍受的声音其实是自己的声音。现在我回到一个更抽象的问题上：一个青少年将在三个水平对你讲。当青少年对你讲的时候，你的目光，身体的动，你的说话，你的眼神，都能够唤起他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当我看到你身体动的时候，我觉得像我的父亲，我很讨厌；或者，当我看到你身体动的时候，我觉得像我的父亲，我觉得非常的满意。作为具体的分析家来说，你任何的活动都将引起他的反应。这个时候同时，也许，他也会有这个关于姓氏的转移。刚才的例子中，在意识的言说中，他可能会说：你让我难以忍受，或者是你如何的漂亮等等，他会有这些反应。在第二个层面中，他已经和我的姓氏有一个工作，在梦中已经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梦先走了一步，总是在梦中先呈现出来以后，然后再在话语中呈现出来。不能够把三个水平和三个时刻混淆在一起，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他会说，你怎样成为一个话语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凭什么你作为一个话语的存在，这个时候，青少年会用一个精神病的方式来证明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晚来5分钟，或者和自己分析时间不一样的时间来敲门。他为了证明，你是否有给予话语的高度、厚度？实际上是对一个信任感的证实：精神分析是怎样构成的？精神分析结构是，我们给他说一个基本的规则：说出到达你脑海里面的所有东西，不要阻碍它，而当你在约定时间来的时候，我们分析家始终在那里等你，我也不认为所有的分析都需要分析者躺在躺椅上，很多青少年他们希望面对面的或者有一个斜角的设置。基本的规则类似于一个游戏的规则，如同打麻将一样，我们需要一个规则。比这个游戏的规则更远一些，包含着，我（分析家）始终在那里，是一个基本的话语，让我们（分析家）始终在场，言说始终使话语在位，同时也是使话语的法则始终在位，同时也是一个话语创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分享，一方面是没有条件的，一方面是分享的。一个治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精神分析的规则被概括或者被听到。这是很简单的，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设置，有一个基本的规则，比如在峨眉山的时候。在峨眉山的时候，很多分析家都不希望说自己的分析室是怎样设置的，但是很多中国的分析家不断的问这个问题，但是欧洲的分析家不愿意说出来，如同人们叫他们把衣服脱掉。我觉得设置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欧洲的分析室和霍大同的设置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还是有一些差别？那么我的设置是，有一个大的沙发床，上面有一张非洲的毯子，同时我有一张很古老的椅子，奇怪的是，当从峨眉山回去以后，我发现这张椅子坐起来不舒服了，于是我就换了一张新的，有意思的是当它被送到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中国产的，我坐上以后发现很舒服。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东西是共同的？在某种程度上，青少年非常的理解精神分析，他知道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话语的可能性。

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孩子从哪里来？于是打开一个存在，通过打开这个问题以后，变成了双亲从哪里来？我们讲一下这个过渡。青少年同时也思考两个东西，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他思考自己的出生和自己的死亡，他双亲的生和双亲的死。他不仅仅思考这个出生，他还思考起源；他不仅仅思考这个死亡，他还要思考命运，接下来他要思考这个话语的起源。如果他能够和彼者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关系，是因为他思考了他以前的每一代，而每一代对于话语都是有责任的，这里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比如：话语的法则是宇宙的法则。我想，在中国大家对此应该很清楚。我个人对道教神仙不朽的事情认为，是话语的不朽性，是人类的仙化。类似当我们在谈论东南西北的方位的时候，也是一个话语的方位。话语的方向联系到的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方面，那些伟大的哲学的传统都是通过对话或者讲授提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能够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有孔子身上看到。青少年提出的问题就是：话语是什么？为什么话语如此的重要？我现在说一点结论，同时也作为明天的开场白：今天上午我讲的，既是以人类学家又是以一个精神分析家的身份来讲的，也许你们会有一个映像，先生讲了一个在全世界一样的，永恒的青少年的形象，这是真的也是假的。刚才我是描述了青少年的元心理学，但是这并不是像云一样不可以捉摸。为什么？存在着一些时刻，话语没有从一个代到另一代的传递，因为有一些时刻是一个暴力的时刻，影响了话语的传递。这些时刻就是一个不接待青少年的时刻，这些时刻也是青少年被抛弃的时刻，而这些时刻也提出了青少年的问题。昨天我讲到了鲁迅，刚才我说的正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的问题：他说的是，我们处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要将孩子吃掉。《狂人日记》是我和我的一个学生对此做了很多研究的书，幸运的是是书在旅行，而不仅仅是人来旅行。

在一个青少年被抛弃的世界中，意味着三个系统出了问题，一个是治疗的系统，第二个是教育的系统，第三个是法律的系统。弗洛伊德说，这是三个不可能的职业。正是学校，医院和法庭发生了变化，青少年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今天的结论，明天我们工作第二阶的问题——青少年的问题。明天的讨论我给一个题目是《性和死亡》。从后天开始，我每一次的演讲都有一个题目，我在开始讲的时候都会给出题目，那么今天和昨天的题目是《引言》。

问：刚才先生说一些青少年对分析家的质疑，比如一个分析家不能支撑一个分析者话语的时候，他怎么办？当分析者对分析家失去信任的时候，他该怎么办？

一个精神分析家在一个公共的场合讲精神分析，有两个困难：如果假设他将讲的公众完全不知道精神分析，这些人将完全不能理解；假设一个精神分析家面对精神分析，同时里面有一些人知道精神分析，而这时这些知道或者正在做精神分析的人会认为精神分析家在讲他们自己的精神分析，他们会认为这个分析家在利用这个场合在讲他们自己的分析。感谢这个问题，这使我在一个一般性的框架中来讲这个问题，我能够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显然的，这涉及到的是，这是一个转移的问题。在某一个转移的时刻，差不多很多分析者都会认为，他的分析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分析家，当然，肯定有一些好的分析家，有一些差的分析家，但是我到这里不是为了说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这类似孩子小时候会认为自己的父母亲不是真正的父母亲，不管这个分析家是真的还是不是，在分析的某一个时刻，他都会听到分析者对他说：你不是一个真正分析家。因为这是和治疗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转移，这个转移是童年期孩子认为父母亲不是自己真正父母亲这个看法的转移，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个家庭不是自己真正的家庭。在这个时候，分析者对于分析家充满着愤怒，在这样一个时刻中，显然不能禁止他换一个分析家，当他在每一个分析家那里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发现，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青少年证实这个分析家是否是真正的分析家的问题上。首先是，我们要坚持这个设置。一当时间和付费的规则设定以后，我们就要维持这个设置，不要忘记了，这个设置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对于这个设置来说，是非常具体的，如果一个青少年在一个约定的时间两三次都没有来，那么我们可能写一封信或者电话，问下他为什么不来。同时我认为青少年不应该躺在沙发床上，他需要一面镜子，他们的治疗有时也是非常快的。我对今天讲的内容看，这对青少年的治疗是必不可少的。当我说分析家作为分析家在场，就是说，分析家在那里不是作为一个法官，也不是作为一个教育者，当然，如果青少年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势下，我们必须干预，告诉他，生命是珍贵的。

问：青少年在追溯祖先的起源的时候，先生讲到了神话，可不可以多讲一下神话的意义？

神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在文化意义上的神话，它讲述世界和精神的起源，动物的起源，人的起源。这种文化意义上的神话是意味着存在着一些时刻，人类知道了自己是要死的，这个时候他们发明了法律。我可以说，在死亡发现的时刻，法律、衣服、面具的发明，都是一起的。同样也是一个男人转换成女人，和一个女人转换成一个男人的不可能性。一般意义上的神话，说的是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然后话语以及性别化。那个时候人类处在一个死亡和不死之间，死是指我们的存在本身是要死亡的，不死是我们话语的法则，它的存在是不朽的。人是要死的，话语的责任性是不朽的。这是文化意义上的神话学。

在这个之后，人们会解释，这个文化的神话怎样从一个政治的组织中解放出来的。把一个神话学和一个政治组织联系起来可能是一个士大夫的工作，这样一个把神话学和政治组织连接的方式，可以理解为智慧。这是神话学的第一个意义，它同时解释了死与不死。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完全是被神话学覆盖的。如果这个世界被神话覆盖，人们就有一个感觉，这个认同会从一代代传递下去。而这不是近代人生活的条件。政治、经济、战争，使我们近代的社会再也不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但是不是没有传统了？仍然还有传统。每一个世代都会发明一个和这个传统的关系，而每一个世代发明的关系相对于过去的世代和未来的世代来说都是不同的。这个时候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每一代的发明和传统的关系中，哪一部分是没有变化的，哪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去碰的？在这些变化中，有一个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死亡的仪式。剩下的都是可变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讲得很慢。

现在是精神分析家称为的“个人的神话”。我已经显示出来了，这是在青少年期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在青少年研究所的定向工作内容，我们叫做“个人的神话”。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发明自己的神话，他讲述他家族的历史，讲述自己世系的历史。个人的神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对于我们接受我们的性别和我们“可死性”是非常有用的。我把弗洛伊德的术语安排成一个系列，弗洛伊德的术语是“幼儿期性欲理论”，然后是“家庭的小说”，讲到少年创造的神话，是我们昨天回答的问题——青少年要重新考虑俄狄浦斯阶段的问题，我想说，青少年期的性是重新考虑幼年期性。很简约的说，对于一个幼年期的理论，是一系列孩子的故事，以便回答为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他不仅仅是一个身体，还是一个精神。可以说，幼年性欲的理论表达的是孩子怎样从另一个身体中出来。而这个时候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再也不能利用原来的理论来解释他为什么有一个小伙子或者姑娘的身体，他必须发明一些关于性欲的东西。

对于孩子来说，是幼儿期的性欲理论，还有家庭的小说；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性欲的理由，对应到的是性欲的理论，还有个人的神话，对应到的是家庭的小说。对于家庭的小说，孩子在某一个阶段会想，这个父母不是真正的父母，他不属于这个家。对于一个个人的神话来说，青少年放弃了家庭的神话，他创造了一个和祖宗的同一性，这是在他和父母的同一性之上的。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我所说的和昨天我说的连续性。昨天我们讲了弗洛伊德当时遇到的一个少女，当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当我读到弗洛伊德的报告的时候，我发现这正是我们当代遇到的情况。很多少男少女没有成功的发明个人的神话，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如同弗洛伊德遇到的这个少女一样，把另一个人当成自己的理想。这样一个涉及到理想的激情，它来自于一个认同和同一性的构造的地点。整个我的讨论班，是描述这样一个曲线的过程，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每一次我都要强调它们连接的例子。

问：很多孩子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么爷爷奶奶在传递的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首先，有好几个注释：我不认为我讲的仅仅涉及到西方的情况，当然是你们让我学得了很多中国家庭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当时是很好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中国人。但是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可以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讲父亲母亲，实际上我们讲了两个东西：我们讲了爸爸妈妈，同时我们也说第一个彼者——母亲，对于父亲来说，我们说，这是第一个分裂的机制。在大部分的文化中，第一个彼者是母亲，但是第一个分裂的机制，并不一定是父亲，爷爷奶奶也有一个制度性的作用。由传统所规定的这样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自动的角色。对于理解一个中国、日本或者法国的家庭，主体在他精神世界中，和他父母，祖辈的关系，是我们无法预期的，必须要一个一个的理解。我能够说的是，必须的是，要有第一个彼者和第一个分裂者。

问：在癔症和妄想狂中，都有一个同一性的问题——我是谁？请具体解释下。

同一性的人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同一性作为一个构造的时刻，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材料。我想整个我们早上说的就是这样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和自己的同一性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和自己的认同有问题，那就是妄想狂，或者就是非常非常的抑郁的。我想说的是，青少年期是一个对同一性构造特殊的时刻。我们所有的图示都是同一性构造的图示。当然，病理学使我们对于同一性带给我们更多的理解性，我们在那里找到更多的锚点。对于一个精神病来说，不是一个我是男人或者女人的问题，而是，我是活着还是死亡？对于神经症来说，是，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我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成为一个活着的男人或者女人？这个时候给了癔症一个躯体，给了认同于彼者欲望的机会，而这个欲望始终是没有被满足的，因为它始终是彼者的欲望。

问：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个案，就是，青少年一下就转变成成人，马上结婚生子。

没有，在我的临床中没有这个问题。问题是，早婚是否能在现代社会中流行。如果你有一天到欧洲，你会遇到这种问题，人们会问，是否我在14、15岁的时候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