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须告诉你们，成都小组为这次的研讨会所找的主题非常有意义，我们在成都的学生、现在在巴黎的人和法国分析家之间，花了数月时间对这个主题进行了有效的交流。这样相遇的准备有助于给称为“成都精神分析中心通讯会员”团体现实性和稳定性并且与我们的共同参照也同样与我们的差异对质，事实上这些都是很丰富的。

我们不知不觉多次地、有意或无意地将《男性与父性》这个标题，说或写成了“父性与男性”而扰乱了我们思考的习惯。显然，使这个或另一个处于主人能指的位置，不会带来同样的制作工作，但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在这里展开。是什么衔接了男性与父性、或者说什么能够支撑我们思考这两者的分离，Frederic Rousseau 报告所涉及的对我们而言既不熟悉也不轻松，我们依然很期待这几天内我们的工作与我们成都同事的工作的对质和交流。

关于会议的标题，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简要地与你们分享简短的个人经验。在发出这篇文章去翻译的同时，我重读了与霍大同交流的那些邮件，这些邮件都是关于我们将要提出的这个主题的问题，邮件里的命名更多是《父性与男性》，于是我很焦急，因为我错给了巴黎同事《男性与父性》的标题。在过失和遗忘之间，这个我看作是错误的东西让我立即想起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关于雅典卫城的记忆混乱》——在这个文本里，他自己分析了一个类似的经历，他将自己儿子的联系、父亲以及儿子超越父亲之难联系了起来。至于我，在我看来，显然我已能够与这个混乱的时刻以及相关困惑的时刻相遇，通过写这个前言让我返回到我父亲那里，特别是他那突然的却也已两年多的死亡那里。那么，如果这个已渗透我的想法被证实，那么在强烈的石祖中心主义家庭的构成基础上，我停留在我无意识的爱和或者是我父亲的女性部分的我分析家的命运中。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如同双性恋那样，男性和女性并没有直接地以男人/女人或父亲/母亲来编排，并且一个女孩可能有其父亲的女性特征，一些男孩有时也能发现他们的男性能指在他们母亲身上像父亲身上的一样。

也许在那里我走得快了些，从这个想法出发，我将首先进入我们工作的主题，如果父性首先是指定的事务，通过必需由母亲的一个示意而给孩子一个父亲的指定，这样在这里她将自己的阉割作为礼物给了孩子。这个礼物更经常地在家庭中或是母亲和孩子间悄悄实现，但有时也在分析的工作中实现，分析家则是孩子的焦虑及症状的显著效果的见证者。

这里我想起一个由于转到借宿学校而与母亲分离的小男孩，令人担忧的是他缺乏孩子气的特点和他明显对生活的拒绝，尤其是他致命的苍白症。很长时间里，儿科医生和我自己都在我们会诊的框架下接待他，我们认为他与母亲的分离让他没了生命。我们并没全错，但所涉及的不是这样实际的分离，而是缺少允许这个孩子将其符号化的基本要素。在一系列的分析中，母亲终于详细讲述了，在一想到孩子出生那一刻他的亲父就将其抛弃时她的辛酸和她想放弃的想法。这让她成功地说出她的儿子没有父亲。当工作允许她为她儿子的亲父命名时，这个男孩成为了话语的孩子，尽管一直与他的母亲分离并且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的父亲，但他终于能够在他的生活中得以安置。

即使这个礼物没有以明确的方式被送出，但一个母亲已经使她与孩子之间凿出了语言的间隙，主体就能在能指的关系中找到父性隐喻的书写。我想到在一个女分析者治疗的某个时刻，由于她的历史，我为她对“丢失”（perdu）这个能指作出了回响，进而对“被欠债的父亲”（père dû）这个形象作了一个回应，这个形象纠缠着她爱情的失败和一个如同不见底的矿井的女人生活的痛苦。她的父亲通过其“坏男孩”的特点和他外来的光辉地位制作了一个可欲望的却不认识的男人形象，她的继父只有痕迹淡薄的父性，且其男性性因为可怕的外婆而消失殆尽，在一个父亲和一个继父之间，这个女分析者在她已有的生命里将这两个父性形象的能指都寄托她的爱中：一个是男性特征的携带者，由于他的缺席而被理想化，另一个则缩减为无，如同一个男人也像一个收养她的父亲。尽管，这个父性被破坏，这个女人已经知道用语言来制作她的爱的父性隐喻，这在其职业活动中给了她一个显著的才能，为了我们现代城市的利益这个才能使被冷落的青少年产生在语言中。在她的治疗中正是这个同样的语言的爱让她能超越父性的所指，允许她在分析中灵活地玩转父亲的能指(p..)、(per)、(pair )、(paire)等等……，我还要说的是为此我们在一起围绕这个能指来讨论她与男人的联系和她的痛苦强度的改变。

如果我与你们分享这些临床的支撑，因为我认为正是在这个“被欠债的”父亲的周围，他们的症状通过在话语中或语言中都不会被带给他们的“父亲”而得以建立，这个症状如同他们生存的可能性。通过一个不认识的父亲取得进展是不容易的，这个小男孩的工作使我发现活着的阻碍不是像这样的分离而是符号化的缺失，一个或一些父姓给了可以符号化的途径。分析者从她的角度，从没有停止过试图通过其症状或者在其痛苦中来表达，她到底多么缺少一个通过其母亲而承认的男人的爱，让她以女儿的身份去爱他，并同时通过把他的姓给她而为她承担其父性，也就是说通过说她是“他的”女儿。在比那些男人还男人的“女强人”的这个谱系中，她缺少的还有在她的男性性中留给男人的一个位置，而她的这个男性性本该是留给她的女性性的。

一个“被欠债的”父亲表现为一个典型的请求：爱的请求和认识的请求。然而整个分析的工作在于“父亲”在主体所凿的这个间隙、这个缺失给了欲望着的主体他的位置。在主体的方面，这个请求能制作症状并且特别是与其他的石祖追回相同的癔症症状。然而，如果“父亲”没有来为母亲和孩子登记这个缺失，那么主体他回应了结构的问题，却不能回应进入语言也无法回应进入欲望的问题。

在母性的完备性之中，父性首先是间隙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退缩。隐喻的作用是用来登录石祖的，它如同缺失的能指。然而，父亲的在场或缺席，这个男人承担这个功能的方式没有同一性，但是同样他所具有的男性方式以及这个方式对其女伴而言是、或不是欲望的客体，都将不仅给予神经症甚至倒错者以形式，还将扭曲一个男孩将能够构建的和维持的其男性的方式，这是我们相遇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正是Pascale Hassoun 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

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的著名格言“身体结构，即命运”，Monique Schneider 的报告同样由这句格言开始，这句话很明白，而且整个弗洛伊德的建构就是在说，生为一个男孩或女孩对于确定男人的一边或女人一边是不够的，对于每一个主体而言，在一个被给定的普遍文化中，性别的认同是通过对阉割的制作而得以构建。对于一个女孩而言，与阉割的关系的一部分能够在母性中找到解决，对于弗洛伊德同样，我没有完全跟随他关于“被描绘的女性性的命运”的这个领域。

这不是对称地思考从男性到父性的关系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思量从哪些因素出发，父性有了形式如同男性的命运那样，或者换个说法，在哪些条件下男孩的俄狄浦斯问题让他不仅仅成为一个男人，而且也同样在对自己父亲的认同和与其关系的解结之间具有了父性。

在《可终止的分析和不可终止的分析》文本的最后几页中，弗洛伊德指出，一个男人分析的不可逾越的点，如同一墩原岩，所谓生物的“对于其被动位置女性位置的反抗朝向另一个男人”，或者引用阿德勒的术语“男性抗议”。另外，他很恰当地命名了这个请求，我在这里并不将其称为分析的不可逾越的墩块，而称之为症状，即对于一个男人接受他被动的或女性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然而，这个离开其受伤的或叛逆的儿子的位置的一个男人，能平静地接受社会关系所涉及的同性恋部分，能够在与女人的女性性相遇时不会有太多恐惧，也能够足够地占据他父亲的位置，这个代价并不过分不是吗？一个温暖的父性，一个合适的距离，这正是 Guy Dana 的话题，在一个临床片段中，当父性的意象成了暴君的形象时，他让我们理解：为何给予作为阉割代理者的想象父亲的这个巨大位置就带来不可终结的分析的结果。

成为父亲，将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许多男人在面对父性时退却，或者他们仅仅为了给一个向他们请求成为母亲的女人的爱而同意。Philippe Valls 将从他其中的一个病人的梦出发让我们理解在转移中，这个病人如何从对其妻子及其父亲而言的位置变化开始能够承担起他的父性……。如果一个男人仅仅靠阉割支撑他欲望着的身份，为了他成为父亲这个阉割要作出回应，这个回应就在小男孩必须放弃形成他的母性能力，以便进入到他的男性中的时候作出。同样在肉体力量中，母性最为经常表现为女性的自然实现，也同样肉身化的父性，在将是这个生命起源的性交中，相对于身体的实在而表现为一个丢失、一个生育，符号化为一个传递和债务的问题，这正是Richard Abibon的工作所强调的。

一个传递和债务的问题也许不是仅仅作为他男性权力的成果和信号，因为对于男人而言，孩子有时候成为爱的客体直至一种近乎激情的关系，成为其自恋的延伸。作为他的谱系和其姓氏的可能持有者的一员，他也许是抵御死亡的城墙，这比对一个女人而言更甚。总之，如同弗洛伊德提醒的那样，这正是恋童癖的全部问题，他是“爱若的客体”。

在拉康的RSI讨论班期间，他给我们留下了以下评注：“一个父亲要么被尊重，要么被爱，是在所谓的爱、所谓的尊重被指向‘父亲债务’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变成引起他欲望的客体……”这个评注难道不让我们想到：对于一个男人而言，父性能成为他的性欲望的隐喻，同样，拉康谈论的母性，对于男人而言，如同一个女人的爱的隐喻？

为了给报告和讨论留下时间，我就以以上内容结束我的开幕词。

（翻译：罗正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