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卢梭1
目前流行说男人过得不好。男性的瓦解是以一种现实现象，还是一种纯粹意识形态上的构建？“男性性的危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描述西方男人几十年来（尤其是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以来）所经历的各种讨论与怀疑的总体。这些运动导致了男性个体的社会角色的辩证法再定义，源自一种与男子特征和父性相关标准的演变。
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病人那里被听到：是主体的疾病？还是被媒体所转播的社会询问的表达？
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即使现实中的男人有时被缩减为冻粒子 [2]）。这是一个我们不能排除的事实。我们拥有父母其中之一的性别，这个事实对我们的发展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必须使之成为独特制作的对象。
然而，在近几十年中，人们看到父亲在“照顾”孩子方面的位置变化。越来越多的父亲从孩子出生起就以一种等同于母亲照顾孩子的方式参与到对孩子的照料之中，不是没有竞争，有时还带着母亲的女性特征。在这些情况下，被弗洛伊德（同样也被克莱因、乌林科特等）援引的“母亲般的照料”这一概念如今应被叫做“母亲般及父亲般照料”。许多人在那里已经看到了一种男性的解体，甚至是父性性的坍塌。
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似乎丝毫没有减弱父亲在其作为法律组织者、发起者和代表者的角色中的符号性父亲的重要性，也没有减弱其在父姓方面所起的作用。与符号性父亲的较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持续存在：它可能以一种对主体的精神组织而言绝对关键的经验系列而出现。
当然，越来越可能的是，现实的父亲并不在，或者因为他被母亲故意排除掉，或者因为事实上他就是消失了。尽管如此，发展还是在进行着：主体会利用现实中家庭（以及/或者机构中）的不同的父性替代者，这将允许他努力捍卫符号父亲的位置。
从这些评论出发，我们可以询问男性和父性性是怎样围绕着父性功能进行联结的，以及在我们社会中父亲的位置是怎样的。
弗洛伊德，他先对原始父亲在与儿子的关系中的无限制的暴力感兴趣，用清晰的术语提出了性别差异和性化身份的问题。但是，其理论化（多次核查和修改），尽管是非常严谨，却从一开始就激起了许多争论并使得精神分析家们分道扬镳。
对弗洛伊德来说，人类性欲是一种精神上的性欲——在那里，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相连、相对及相错，这构成了精神上的双性欲，并随着俄狄浦斯组织期达到顶峰。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仅仅是当发展完成，到了青春期，性的极性才与男性和女性的极性相一致。“肛门施虐的前生殖组织阶段，他写道，男性和女性尚未成为一个问题，占主导的是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对立。在接下来的阶段即幼儿生殖组织阶段，存在一个男性而非女性；对立在这里出现——男性生殖器官或是被阉割的生殖器官。仅当发展完成，到了青春期，性的极性才与男性和女性相一致。”
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男性集主体、主动性和拥有阴茎于一身；女性则延续着客体与被动性。作为阴茎的户所而获得其价值的阴道，它继承了母亲乳房的遗产。
男性的危机？
当代研究处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中：它着眼于男性性从社会中得以产生的方式。绝大部分作者认为，男性性是一种社会学习的产物。这种社会学习、社会化建立在朱迪斯.布雷（2006）在一种极端社会结构主义的视角下称之为“种类的操演”的东西基础上：根据她的观点，“陈述”和日常行为的重复将会导致种类，即使这种操演是建立在某些约束它的规范之上。“在社会中，不存在着逃脱种类标准的东西”。当男人以重复的方式表现为灵活、严厉、情感的禁欲主义、克制和异性性爱等等时，这些人就被认为是“正常的”。重复是关键。以脆弱和短暂的方式被构建的同一性理应被重复，以便加强。
这种思考对在日常生活中角色和任务分配演变中是什么在起作用提出了疑问：性别定义的逻辑是如此：男人是因为他们做什么就被称为男人，而女人是因为她们是什么人而被称为女人。
或者，换一种说法，女性的身份是一个“底基”，而男性性则总是要去获得。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不能支撑其男性性的男人总被认为是“娘娘腔”，而不能支撑其“女性性”的女人被认为是“幼稚的”……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强调说，男性性和女性性不能被分开来考虑，即使对他来说女性性似乎是首位的。根据这位研究员的观点，男性首先是因为处于女性对立面而得以构建和表达：“男子气概……完完全全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面对女性性而构建，以及对于另外一些男人来说，是通过反对女性性而构建，他们处在一种对女性的害怕中，并且首先是对自身的害怕（布迪厄，1998） [3]。布迪厄谈到了一种男孩们的“身心工作”，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剥离那些仍然留在他们身上的女性部分而使自身男性化”。（布迪厄，1998）。
我们参与了一种男性与女性边界的可能移置，但肯定不是消失。
与丹尼尔.马赛里一起，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制造病理性的更多地是男性的条件。总而言之，对我来说，当今的社会模式激化了他们的行为、感觉（牺牲情感）、对自身及对客体的控制，对胜利的竞争的意识观念，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男性个体采取这样一种模式：使他们上瘾般地封闭在一种行为的病理性中，假定的男性价值的糟糕歪曲 [4]”。
大家很容易理解，我们这里曾经在之前的一个会议 [5] 谈到过的女性修改，将修改男性的建构。
这是否意味着，女人获得自由就必然会导致男人的疾病？这对我们而言似乎没有任何必然的性质。女人获得自由也同样让男人获得自由。事实上，她们为平等而战同样使得男人不仅仅拥有与孩子的另一种关系，而且也拥有与他们的感觉及其职业生活的另一关系。
但是如果相反，人们从以下原则出发，即那些随着女人权利的推进而粉碎的是男人妄自尊大的位置（可能是构成了“家长制”之本质的东西），那么人们将可以更好地理解某些人的疾病：他们失去了“男性特权”的部分，这让他们抵御女性。
男性性和父性性是两个概念，它们相互吸引，但是不能混为一谈。很明显，在父性性之外还存在着男性。可能的是，存在着没有男性（特征）的父性性：父性性的女性性要被去研究 [6]。
当今父性性是什么？
只存在着父性性的符号保证，但却存在着母性性的生物学保证。在某些社会中，我们知道，是舅舅起着父亲的作用。与拉康一起，我们区分三个父亲：实在的（但是我们刚才看到，通过定义，他并不是确定的）；符号的，他正是法律的捍卫者；想象的，是家庭故事的父亲，父亲（同时也是母亲和孩子）的幻想性投射。通常，这三个父亲仅仅是一个人，即使每个维度能被区分。父亲，是把这三个维度联结成一个独特整体的点，他在父性功能的位置上保证了一种重要性，它超越了纯粹的生殖功能，超越了个体维度，以便成为文化和社会的能指。正是这个结点赋予了父亲以坚固性及其效力。
理解这点将允许我们说明，“父性性是被经历、被表现和被建构的东西”：因此，它更是从一个社会学命题而不是从个人本身的角度被定义的。此外，如果它没有被命名为一个“第三方机构”的话，那么父性性有停留在想象界或者未知中的危险：这将更经常是母亲或者制度和科学（DNA测试）。
因此，父性的位置必然是在一个陈述的过程中被反复提到：对父性性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DNA测试的事情。总的来说，一个父亲会承认一个生物学上不属于他的孩子，并且决定就那样生活。因此，不管怎样，人们不能简单地把父性性降低在生物学水平上，因为它仅仅通过语言而得以保证。这个认识的问题也让我们回到母亲位置的问题上：如果我们记得拉康说，是母亲向孩子指定了父亲，那么，也必须的是，她在话语中承认孩子处在独特的相异性中（他绝不是完全属于她：若非如此，他就仍是一个遭受损毁的“融合之物”）
只有“生殖父亲”是生物学上的父亲，不管知道或是不知道，想或是不想，接受或是不接受。因此，人们不能把他降低为实在父亲。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生殖父亲并不会自动地变成符号父亲，即允许孩子作为主体而得以构建的认同之点。
父性性是随着姓的赋予和参考系的构成而得以建立：出生，并不仅仅是离开母亲的肚子：是话语让我们成为女孩或是男孩。父性性的观念并不会自动地联结到男性特征上。
通过给孩子一个姓，父亲在语言中接纳了他，并且给予了一种精神上的身份。对父亲的认同将从两个意义上进行：为了孩子能够从父亲那里获得精神之物，父亲必须能够在自己那里找到他曾经所是的那个孩子。
对父亲来说，这将在以下两个水平上通过接受其阉割而得以进行：
（他）接受他所传递的并不完全被采用
放弃他曾所在的神奇的孩子之位（相对他自己的母亲而言）
一个父亲只有接受了阉割才是父亲，这也就是说，他必须接受分离的必然性，并且这意味着与死亡的关系。仅仅是在这个代价下，他才能向他的孩子传递其文化传统，并使他登录在谱系中。
对父亲的认同将允许孩子整合时间，区分过去和未来，也使得他能够处理死亡和代传承的表象。通过传递姓氏，父亲传递了他的历史和意义。
因此，人们也可以说，如果母亲的作用是让孩子得以诞生，那么，“父亲的作用则是让成人得以诞生”。
以不同的方式提出问题
我们从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双性化的生成这个命题出发：“对一个人来说，主要的性别即发展得更成熟的性别，在无意识中已经压抑了次要性别的精神表象；这就是为什么无意识的底基即被压抑之物在每个个体那里隶属于另一性别” [7]。在一个男人那里，构成其男性精神表象的正是对其对立性别即女性之物的压抑。为此，意识上已构建的身份与在我们身上被压抑的另一性别之间的紧张（有时是暴力性的，更多是投射性的……）总是存在。
怎样才成为父亲？通过保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这种连结，以及在女人面前仍然是男人（以便她不仅仅是一位母亲）吗？
令人生畏的任务！
在与女人的相遇中，男人必须放弃认同女人。然而，对母性的寻找仍然是男人永恒不变的尝试；他坚持不懈地寻找女人之母性 [8]——这是他已经排除了的，以便作为性化之人得以构建。事实上，成为问题的是，他经常处在对母性的寻找之中（这使得他在现代家庭中仍然是一个孩子、一位兄弟或者另一个妈妈），在辨证意义上，处在女性特征的寻觅中将使得他构建其自身的男性性。
我们做这样的假设：现在的父亲艰难地创造了一个可能的、父亲的位置，因为他们与死亡的关系变成了另一种：对他们来说，去冒险（的行为）已经代替了冒险（的行为）。
在很长时间里，男人都是为了一些超越他的东西如荣誉（也就是说，为了捍卫其姓氏、其名声等）而拿生命做赌注，在明知其结果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以某些完全超越他并缔造他的东西之名。现在，在我们社会，我们更多地参与到去冒险的行为中，追求速度、酒精浸润、吸毒等等，其作用是为了蔽塞、忘却甚至是消除自己……
这将允许我们更好地理解，保证父性位置的困难是与保证成人在我们社会中的位置的困难是相关的。在我们社会中，“幼稚性”支配着精神层面，“年轻主义”则在社会层面占有统治地位。这也提出了父亲接受一种根本的不连续性的问题。因为，人们可以认为，儿子必须以从符号上杀死其父亲（并且大人还能从中存活下来，乌林科特 [9] 向我们指出），并且通过生一个他自己的儿子的方式1 [10] 来“修复”他。如果这种符号的谋杀没有发生，那么，危险将是难以与其自己的孩子构建兄弟般关系，甚至根本不想接受孩子。
对我们来说，似乎正是在那里，存在着父性性的坍塌：男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父亲的位置中摆脱出来，而正是此位置保证了一个基础和一种传递。
此坍塌的性质是什么？
自从两个世纪以来，在一种必须且合理的（明确一下，以避免误会）平等主义的汇合背后，我们参与了一个双重运动：对男人而言是与女人混淆的运动，而对女人而言则是与男人混淆。但是，与此相悖的是，精神的双性化却变得更难以处理：在那里，每种性别都面临一种最原始的紧张（例如对男人来说，是对抗被固着在无意识经历中的女性所吸引这一事实）。这迫使他不断斗争，以便找到并支撑其男性特征或是女性特征。紧张的消失（性别混淆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中）将导致身份水平上的重大疾病。如今，存在着对性别差异的否认，这将导致其重要地位的坍塌（这就是当前性别问题的由来）。然而，我们已经指出，由性别差异而导致精神上的紧张是身份构建的基础。
而且，对差异的抹杀还会导致性方面的消沉：在那里还会找到什么？如果有机会的话，为什么还继续寻觅？还不如使用“替代商品”！以这种方式，性表象的一般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消除欲望。对男人来说，就其自身的结构而言，这种对女性所是的东西的想象性寻觅是一根刺（反之，对女人来说亦然）。正是这种永远不会理解的难受从我们身上逃脱了。唯一我们能够接受的逻辑变成了相似逻辑即“同--”（要是人们都一样就好了，人们就会理解，是“一”和集体的诱惑把我们抓住了！）
事实上，当人们被缩减为对“购物计划”和“理发计划”之间的“臀部计划的管理”，剩下的还有什么？对需要的管理什么时候已经将请求引向商品并且遏制欲望？此外，是否仅仅存在着性请求的坍塌，或更极端地，是性请求的抛弃？许多人没有或是很少的性关系，有时又对此有很高和很强烈的要求。兄弟般（或姐妹般）的关系就变成了性关系的替代。
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坍塌：
墙或一种结构的坍塌：这就是神经症所经历的（墙倒了还是没倒？）
地面的坍塌：这使我们陷入精神病的领域中。
因此，我们尝试做这样的假设：我们可能经历了从曾是家长制的专制不公正的必然坍塌（因此是神经症的）到地面的坍塌即让我们活着 [11] 的东西（因此让我们在精神病领域流浪）。
很久以来，父性性是在“权威父亲”的形象下被组织的。它的消失经常是以母性性为模式组织起来的，它拉近了父亲和孩子的关系。
许多作者向我们证明，父亲的某些东西已经死亡：这不仅仅是想象性父亲的某个部分？父亲的功能也许越来越经常地不被实现，然而，人性传递者的任务可以由每个能够符号化缺失的人来完成，也就是说能够放弃与孩子的这种母性关系，这是许多当下的父亲都向往的关系。拉康本人在其工作的最后就谈到了父姓的复数化。
从这些思考出发，我们能够进一步说，父性性，它既不是男人，也不是男性（特征），它是功能。
对于这种功能，茱莉亚. 克里斯特瓦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阐述：“正是父亲深情的权威使我能够认识自己。它关系到一种最基本的支撑。没有这种支撑，我将不能获得任何的规范，接受任何的挫败，遵从任何的禁忌，自觉接受任何法律或道德。从根本上来说，原发认同隶属于权威，因为，被第三者的深情认识所构建的它与恐惧和残暴决裂（而正是后者威胁着残疾的早产儿即新生儿），并将之引入文化之中” [12]。最后，我们不该放弃男性性与父性功能之间的连结，并且应该让这每一维度都展开关于它们的、人类学询问的多样性。此外，我们难道不该继续询问可能的神话学模式吗？通过这些模式，我们将不停地试图理解我们自身。
（翻译：陶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