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我母亲的儿子                                                                                                                  我想成为我父亲的儿子

父性性——男性性。这两个词中的每一个都回到其自身的差异。我从男性问题出发而使二者相交，这个问题是由我称之为雅各布的患者提出的。为什么是这位患者？因为，为了询问他自己的男性性，雅各布询问他父亲的父性和雄性的立场。我发觉我笔尖流出的是“雄性（viril）”这个词。我将保留这个词，因为它比男性性这个词更好地表示了和石祖及阉割的关系。但愿我们可以认为从一者到另一者，从父亲的雄性性到儿子的雄性性，有一个连续性。这是雅各布的心愿。我们将会看到不可能用连续性来思考。正相反，传递的问题被提出来了。你们知道，传递这个词有两个方面：连续性，例如一种遗传疾病的传递，和不连续性，在这个词的文化传播意义上的传递。我们打算说，在父亲和儿子之间有一个传递。这个传递对儿子的雄性性是否有一个冲击？如果是，我们谈论的是哪种传递？这个传递由什么组成的，它又是怎样运行的？传递的目的是使一个儿子成为儿子，然而到何时儿子的雄性性和父亲的雄性性才被牵扯进来呢？在这个传递中，母亲又是什么角色？

我们最常从其病理方面进入这个疑问。人们来见精神分析家是因为有问题。我们和每一位患者学习。和雅各布的相遇使我能够触及男性身份的危险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这个男孩与父母精神上的倒错（一个被动的父亲和一个主动的母亲）对质时遇到的。一个没有提供阉割的父亲和一个因为太亲密而没有提供阉割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男孩如何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 [2]（vertical）”男人？ 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是雅各布的请求的中心。这使我有机会重提“雄性性”这个词，它很适于我要研究的问题：雄性性这个词指成年男人身体的、性的特征。它也指人生的一个阶段，青少年期的结束，在人生的这个时期，一个男人触及其全部力量，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让他担起责任 [3]。这和成熟同义。它不仅仅涉及身体特征，还包括文化上赋予成年男人的一组性质：坚定、勇敢、有力、魄力。它指示着与男人相称的一种态度或雄性行为 [4]。

因此雅各布请求精神分析家帮助他走向“顶天立地的”男人，即走向其雄性性。

雅各布是一位非常吸引人的患者。他依恋他的分析家。他用其全力依恋她。他从没有缺过一次治疗。他“玩游戏”、带来梦、对我生气 ，把他的焦虑、他的问题告诉我，试着用最准确的词来表达他的混淆。他不断地对我说他一文不值，他是个懦夫，他仅仅是一个废物，但是我知道他远不是他所说的这些。雅各布刚刚失去一位朋友，他死于艾滋病。雅各布一直陪伴在其左右，直到最后都没有抛弃他，这显示了仁慈和勇气。他是一个工作的男人，是一个承担危险的男人。在治疗过程中，他渡过了一个难关：尽管他曾被一家药店雇佣，他还是买下了一家药店，并担起责任。虽然不是没有焦虑，然而他还是这么做了。正是他，在其分析路程的最后决定独自面对他的人生，尽管他害怕把自己托付给自己。

雅各布这位患者抓住了我，因为我看到他在和自己内心的恶魔战斗，我看到他为他的那些矛盾坐立不安，我看到他试图给我设下陷阱。尽管有时他的转移性投射非常消极，例如我是一个全能的、虐待狂的女人，我还是感到他爱我，我感到联系是存在的。我感到在我们之间有着情感的和情绪的真正交流。当有这个联系时，我就可以依靠它来引导他走向分离或抛弃。然而他对我有一个要求：我能告诉他我凭什么占据我分析家的位置，我凭什么允许自己要求他正视缺失和挫怅。他询问我的分析家的欲望。他测试我的可靠性。他力图赶走我可能藏在后面的那些伪装。这完全不是一个静止的精神分析……他使我前进，在某种意义上上说，我们一起前进。在治疗过程中一项工作在进行：在他那边，他继续他的思考，在我这边，我通过将治疗材料写下而思考。对我来说像是在做第二次治疗。今天和你们一起，这就像是第三次治疗……

雅各布来找我做分析时有四十岁左右，他来找我是因为他的前任分析家刚刚离开他去外省了。这就马上告诉我，他需要一个彼者在场以便解决他的问题。有时候没有精神分析家的话他无法单独呆着。

他说他在性关系中被动的同性恋角色让他受够了。他希望成为一个异性恋者，或者能够获得一个不是那么被动的、“竖直的”位置。

他在突尼斯的整个童年期里，那是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他和父母有一个分离：在5岁的时候他妈妈有了第二个孩子，就把他送到一个儿童之家呆了6个月，对此他感到非常痛苦。这个分离因第二个分离的影响而更加严重，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女辅导员，可他必须离开她，因为他父母来找他了。分离、爱的欲望、诱惑全都混杂在一起，好比温情和性纠缠在一起 [5]，并带给他极大的窘困。第三个分离在他10岁时发生：因为他妈妈生病，他被送到法国一段时间。第四个重要的分离在他17岁时发生，那时突尼斯独立了，所有法国人被要求返回法国。这次的分离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是一种流放。在法国他再也没有找到童年故乡的声音和气味。为了回应他父母的欲望，同时也不是很清楚自己喜欢学什么，他学了药剂学。这给他留下了一个中心问题：我究竟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我父母而学药剂学？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家庭一样，这个家庭非常团结，祖父母和父母住在一起，叔叔们和婶婶们在楼上住，堂兄妹们在楼下住……几代人在同一屋檐下，这带来了好处和限制：杂乱、没有隐私、每个人对其他人不断的注视、几乎参与父母的性生活、家庭内的出生和死亡、父母的争吵或歇斯底里的反应到处蔓延、进餐、宗教仪式、隔开家和学校的那条路。沿途有密谈、有恐惧、有震惊、有勾结。雅各布在这条路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被禁止的、复杂的事。雅各布在这条路上逃避监督、尝试有罪的性诱惑，并且熟识了他的同性恋。

雅各布把他的父亲描述为一个虚弱的人，不知道怎么对抗他自己的父亲（雅各布的祖父），那时祖父要求他父亲放弃学业接手家族的商业事务。他把他描述为一个残废。

雅各布把他母亲描述为一个比他父亲小很多的女人，被生活所吸引，却从没有，也不敢去品尝。他说他母亲在何种程度上依恋年幼的他，并且现在都还依恋他。

在雅各布的回忆中，我选出其悲剧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段。他说他想起当他还很小的时候，他想要去父母的床上找他们。当打开房门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父母正在做爱。孩子很惊讶、震惊。他逃了。他母亲回到他身边，并且为她所做的哭泣。 雅各布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的不是看到这一场景带给他的冲击，而是强调他父亲什么都没说这一事实，他父亲一直沉默。他说：“我多么希望我父亲把我赶走，赶回我自己的床上，并把妈妈留在他身边。”为了让这个片段成为基础、成为利于组织的，雅各布还应该加上，“我父亲应当让我离开，告诉我那没有我什么事。”然而事实相反，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对不起他，而小雅各布又能把妈妈带回身边。这一场景是真实发生的，还是作为一个屏蔽记忆而被构成？不管怎样，它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男孩没有遇到一个禁止母亲的父亲时，他将来如何成为男人？当父亲被动、母亲主动时，当父亲不是阉割者，母亲也不是阉割者时，他将来如何成为男人？即使雅各布能经历第一次排除，这第一次的经历也无法保证结果，因为他父母并没有承受它。当驱逐到父母的性场景之外的第一次排除没有被父母否认时，就有阉割的隐喻的价值，并可以是符号性生成的。阉割的符号性参考系的产生是以父亲代替（pour）母亲为基础的。…… 我们理解为什么雅各布在他的分析中不断地试图和我“谈话”，这是为了确认在我身上有一个可以给他界限、禁止的“父亲”，并且我可以用比我更强的、不仅仅是我一时兴趣所在的某物的名义来承受它们。我可以以代际传递的名义来承受我的话语，即认可对直接享乐的剥夺，以便在亲子关系中给出一个位置。

在分析中，我愿意加入他的游戏（如果不这样就没有分析，因为没有重复），我愿意和他在他的场景中游戏，但是我坚持有一个位置上的不对称。我将在我的位置介入。尽管分析的空间成为一个场景，有点像戏剧的场景，尽管我们在这个游戏中是搭档，他还是理解了我们不是从同样的地方开始做游戏。只有位置的不对称被理解了，代际传递的条件才能产生。通过拒绝所有混淆和还原的尝试，我极大地保证了位置的不对称， 这允许他在他的幻想表达中走得非常远。

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提到游戏和游戏场景。我们的谈话采用这个基调，是因为他神经症的倒错维度。这个倒错维度追求在治疗中获得享乐。它使精神分析家成为倒错的帮凶，使他成为游戏之外的一种倒错方式的故事的享乐证人。实际上，雅各布在他的治疗中引入了一个重要维度：顺从有一个享乐的收益这个事实。精神分析家可能被卡住，病人也同样如此，因为精神分析家是法律的所指对象，病人通过…接受其法律…而有直接快乐的奖赏。接受法律的这样一个位置是直接享乐的位置，直接享乐剥夺了法律在未来构造一个男人的希望。能够给雅各布最大帮助的是他能找到某个可以较量的人。如果我重述 A. 德·布罗格利就雄性性所说的话：“通过要求他对其所有行为都担起责任，法律对其雄性性表示更多尊重”。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布力争精神分析家要求他为自己的行为担起责任，同时希望在雄性性方面得到发展，这正是他想要在他父母那里得到的东西。然而，尽管带着这个要求，通过无意识地变成这个法律的客体，雅各布走入法律的阉割及结构性维度的歧途。他没有成为法律的主体。

引入场景这一维度既是引入享乐以及创伤性因素的在场、重复，又是引入另一个可能的立场……因为游戏有规则。引入场景这一维度，就是允许他在那里，而不是说唯一的回应就是他这个倒错神经症的在场在分析家那里引起的防御。实际上，这使得精神分析家可以不受分析者想要卷住分析家、变为“一”的企图的诱惑。并不是任意一个一，是混淆的、无法区分的一，是享乐的而不是欲望的一。通过完全依赖于我的目光，雅各布试图使他和我像同一个人那样行动。 在他和我之间，在他把自己的意愿说成是别人的，并把源自他那里的行为转移到别人那里的意义上，他童年时遇到的颠倒在不断地重复。例如，相比说他抛弃，他宁可说他感到自己被抛弃。

我在分析中所追求的是让雅各布在他拥有他自己的身体的意义上能够作为和他妈妈分离的人那样生活。自己的身体意味着一切都不是在同一个地点、妈妈的地点发生的，而是有两个地点：孩子的地点和妈妈的地点。言下之意是在两者之间既有一个边界，又有一个可能的通路，因此就有两者之间的循环。精神生活是在内外之间、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循环的可能性。正是在这，转移概念获得其全部意义，因为如果有转移，就必然有两个场景：幼年场景和当前场景。对精神分析家来说这个概念越清楚，幼儿期场景就越有可能没有危险地在当前场景中重现。场景的框架允许在双重模式（经历模式和游戏模式）下体验异化。雅各布和我，我们在一个逐步写成的场景中，他是这个场景的首席作家，而他和我是这个场景的两个演员，每个人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例如在转移中，我是允许他承受自己性别的母性的/女性的在场，因此我是一个允许他承担他的焦虑的女人/母亲。然而我也是他与之争斗的母亲，对雅各布来说，这个母亲想要他全都属于她……

雅各布需要在当前场景中再现幼年场景，在幼年场景中他任凭自己投进小彼者的享乐里。对他来说，在正向转移之处必然存在激情的、妄想狂的、投射的负性转移，在那里被爱变成了迫害，在那里一切成为了信号。即使这个转移被如实地向他指出、揭示，而且即使精神分析家被迫处于负性转移，他也需要感受到负性转移。对一些地点（那里因新主张在原处制作而存在羁绊）的逐步揭示比对其位置的澄清更有效。

看上去雅各布甚至没能渡过青春期，他说，因为“为了从小孩的场地到大人的场地，为了背叛童年，我需要一个‘包-含’我的身体。”他补充说，孩子有一个意义，此意义属于父亲——儿子这一秩序，然而成为青少年就是要撇开他的起源，脱离父母，创造自己的意义。实际上，雅各布对我说，要抵达男人的位置就需要有身体。哪种身体？注意，精神分析家不是没有身体的，他的身体很重要！

我们回到雅各布情况的复杂性上来：当雅各布的父亲不能够作为一个给他阉割的父亲，雅各布就去他父亲那里寻找阉割，而他在他父亲所在之处，即在痛苦中寻找。怎么理解占据雅各布的这种长久痛苦？这种痛苦变得受到欢迎。怎么理解他的受虐狂？我认为这种痛苦不仅仅是倒错，也是过渡、桥梁，因为缺乏传递。它搭建了与父亲的联系。它是对父亲的呼唤。

为了主体能够得以构成，对大彼者的享乐的最初关系是必须的。在对大彼者的享乐中，有一个基础的首位关系。虐待狂力图制作的正是这个关系。 雅各布在之前的治疗中对我说过，他甚至想要在治疗的焦点中找到痛苦，以便这不仅仅是精神的一再重复，也为了“您存在”。他又说“我向您保证我的痛苦。”用登山的措辞来说，用绳索保护某人就是放置牢固的登山钉，并用一根既柔韧又牢固的绳索拴住他，以便在不威胁他生命的情况下能够跨过这个空。因此雅各布对我说他的痛苦是一种相互保险。他的痛苦充当与大彼者的粘合剂。如果大彼者没有牵住他，雅各布就有跌落的危险。因此他的首要任务不是为自己存在而是使大彼者存在。

然而为这个关系付出的代价难道不是雅各布的雄性性吗？难道雅各布没有无意识地牺牲其雄性性以便维持与他父亲的关系吗？难道雅各布没有为了对父亲的爱牺牲其雄性性吗？他在使其成为男人的男性品质与他在女性的被动位置获取享乐的方式之间感到强烈的不协调。他将之体验为一种双重身份，如同我们说的“双重代理”，这个代理到处弄虚作假。他像一个造假者那样生活。这就是他为什么强调真相，他的真相是什么？雅各布不是直接询问其雄性性，而是询问其真相，因为他知道他的雄性性并非和他的真相无关。每个人都同样有关于享乐分离的问题，以及能够面对孤独的问题：“谁制作了我的真相？他说，为什么我要在我之外寻找它？为什么我宁愿选择抛弃而不选择分离、不选择孤独的危险和差异的危险？”因此雅各布必须能够分离，以便这个分离是利于构成的。然而雅各布无意识地害怕离开他父亲这件事不仅仅会把他自己的生活置于危险中，也会把他父亲的生活置于危险中。我们也看到，对雅各布来说分离仍是创伤性的。我们看到雅各布缺乏父亲的一个话语，以便跨越由原始场景的最初排除所打开的空间。我们看到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告诉孩子，相比父亲而言，他才更多地是她欲望的客体。我们看到家庭环境是乱伦的。我们看到雅各布喜欢听凭自己被其他人的欲望和享乐工具化。小彼者的诱捕性享乐比他自己想要性化、想要分离的欲望有更多的利益。

我们看到雅各布已经放弃了。会是永远放弃吗？不是，因为如果那样，雅各布就不会来找精神分析家了。而雅各布尤其没有放弃的是他的男人的尊严。虽然这是折磨。难道这个折磨唤起的不是拉康在结束其1948年就侵凌性所做的发言时说的我们的“兄弟之情 [6]”吗？ 当然是。我补充说，这个折磨不仅仅唤起我们的兄弟之情，它还给分析行为一个庄严的维度。作为一个性化的男人，雅各布说，就是“获得话语/发言”，不是发彼者之言，从彼者那里获得或拷贝它，不是，而是在承担他自己话语的风险的意义上发言。

很久以来，我都问自己，为什么每次与雅各布的谈话之后我要做这样一个文字的和思考的工作。我认为对转换其话语、治疗经历、在那里出现的享乐，对转换所有这些，给这些一个形式、一个话语行为的价值来说是必须的。就我自己的思维活动的转换来说，就像我对雅各布说的，他不仅仅是其他人的生活的盗贼、下家，他也可以带给别人思考的活力。我还对他说或许最终会成为由我们两个人的思想交织而被改变的他自己。怎么称呼这个思考功能？它属于谁？属于母亲？属于父亲？属于全人类？

为了让儿子能够服从于父亲的法律又不就此被迫放弃他自己、也不就此屈服于它，该怎么办？父亲不应该把儿子看做终结，而应看做传递链中的一环。在某种程度上，父亲应该知道儿子不归他所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链条（从本质上说它自身就假设了分离的）的话，那么儿子就不能服从于父亲的法律，因此也不能给他带来意义。换句话说，父亲应当能够给儿子提供一些可以获取的东西，比如石祖，而不是就此被放弃。这意味着，父亲和儿子之间时空不同：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中。如果父亲强制执行他的法律，这是为了有一条道路。当孩子在他父亲那里找到允许有一条道路的权威和温情的情况下，他也就可以转为男人。

当父亲不给儿子石祖，而当他像雅各布的父亲那样把自己携带的死亡给儿子的时候，儿子该怎么活下去？这正是我给自己提的问题。有一次我对他说：“别管您父亲。您自己、您亲自构造一个父亲，并对他说：这是我父亲。”这样一个建议，甚至是命令，会有用吗？ 我相信，在那一刻，雅各布感觉到了我的提议所包含的东西。他感到一方面我支持他，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决定了的，他自己还是可以书写他的历史篇章。如果按照所拉康说，乔伊斯的书写是把握他父亲的方法，拉康称之为圣状，难道我们就不能假设雅各布通过继续书写他的历史篇章，他也能用自己的方式使一个有生气的父亲存在？

他还需要和他身上色情的被动性（在父亲那里的这个死亡在此并非毫无用处）作斗争吗？或者他应该接受它？这是困难的问题。分析家不必定要回答它，尤其是不能在雅各布的位置上回答。相反，分析家的角色是就雅各布费心于成为小彼者的欲望客体这一行为提问。所有分析的进展都曾是使他放弃认同于一个废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认同还不够。它不仅不够，它还会阻碍冲动需要跨过的空间这一问题。原则上冲动不触及客体，而是围绕着客体旋转以便重新回到主体那。冲动切割客体的位置，然后客体就可以掉落。然而，雅各布通过成为小彼者的欲望和享乐的被动客体、通过认同于废物使得冲动短路，并阻止冲动切割客体，阻止其掉落，堵住空。这样客体就不能再是缺失的客体，也不能再担负起由石祖价值标记的欲望原因的客体小“a”的功能了。我们来听听雅各布说的：“找到身份就是在他的欲望中存在……我离开了形象，就发现了我无法跨过的一个洞。这个形象抓住了我，然而我那时没有找到办法离开它。获得自己的身份就是要离开他的形象。”雅各布很好地表达了他怎样必须承受可能面对一个空这一危险，以便从一个循环的（他在看着他的形象中看自己）自恋结构到一个不是被形象支撑而是被性冲动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小彼者的相异性被保持住了）支撑的、被称为“继发”的自恋。

虽然远没有穷尽我和雅各布之间的谈话，但是我的报告即将结束，它浏览了一个男人在父性和男性之间独特的缓慢进展的一部分。

我试图描述父性性——男性性这一联系的某些方面。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儿子为了成为男人不得不询问和试图修复父亲的诸多缺陷。

感谢你们的倾听和关注。感谢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给我机会让我为精神分析的传递做出自己的贡献。

（翻译：石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