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从产生开始就是十分困难的,尤其对一个象成都精神分析中心这样一个刚刚发展的小组织而言。然而这个困难从另外一个角度恰恰反映了精神分析学科不同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不仅仅存在与分析室的经验中,同时也存在与一个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移置中。对中国文化而言,类似的问题早就出现在道教和佛教中,关于授权问题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争论从来没有断绝过。唯识宗和禅宗的争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前者强调通过客观的认识来修行,后者却强调内心的体验。

今天,这个问题在成都同样引起了若干争论。相应的争论本质上指向了两个更基本问题 :其一,怎样理解拉康这一陈述:分析家只自身授权Acte de fondation de l'EFP, 21 juin 1964),以及某些彼者 (Séminaire Les non-dupes errent, séance du 9 avril 1974) [1];其二,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定位这一问题。后者本质上涉及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一个中国化的精神分析是如何可能的?


一些人在发生学的思路上理解这个问题,即首先一个分析家只要认为自己是分析家就行了,其次某些彼者可以做一个补充。如果现在我们仔细考察的话,势必引起下面一些问题:

1,句子的主语是“分析家”。这让我们询问:如果自身授权的人已经是分析家,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授权?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是:他是怎么成为的?这一名称的正当性在哪里?这一问题又让我们回到了起点。

2,如果在发生学的路子上一个理解是可能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性在那里 ?就是说一个人怎样才能给自己授权。


一个不了解精神分析的人是无法理解精神分析家的位置的。正如一个没有见过红色的人是无法想象红色是什么。主体性的任何判断都是需要一个彼者的支撑。在精神分析领域,分析室的经验对所有人而言构成这一支撑。

但不是任何有分析经验的人都能成为分析家。一个处在分析中的人和一个结束分析的人对分析家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一个结束的分析才能确保他能真正理解分析关系。这里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分析的结束是分析家和分析者共同决定的,分析能否本正当地结束同时也取决于他的分析家是合格的。但是这个合格性又是被什么保证的?这一询问又让我们回到了文章的起点,也同时进入一个无穷倒退。

所幸的是,由于拉康的贡献,这一倒退被适当的终止。拉康关于大彼者和客体小a的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参考系――有可能并不完美――来解决这一问题。理论和实践从来都是相互支撑,虽然这一理论实际上已经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

总之,分析家这一主体只有在彼者那里才能成为主体。单纯的自身授权是不可能的。发生学的思想线索是不可行的。主体和彼者从来都是在一起。相互规定,相互制约。


具体到临床领域,一个人如果能成为分析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在个人分析中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命运以及分析关系。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理解至少包括两个层面:其一,个人的历史;其二,分析的历史。分析之所以能够展开是因为分析结构和主体自身结构具有一个类似性。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的交流之所以能得以进行,恰恰是因为这个交流的结构同样才存在于主体的精神系统内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假设:至少有两类彼者:第一个是分析关系的彼者-分析家,第二个是主体脑子中的彼者。

吉布尔先生的关于“孟子和拉康”的研究是我能进一步展开这个问题 [2]。他主要讨论了拉康在其讨论班中引用的孟子的一句话。其内容涉及到一对古典的范畴:内和外。弗洛伊德也曾借用这对范畴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自我概念。维特根斯坦曾论证:内部的判决总是需要外部的支撑。如果我们在这里借用这对范畴的话,我们可以把分析者脑子中的彼者称为“内彼者”,现实中的彼者称为“外彼者”。同样,在分析室中,除了分析者这一主体之外,分析家也是一个主体。分析家之所以处在那个位置上,恰恰是因为他理解了自己作为主体的命运。为了便于区分,我们称分析者主体为“内主体”,分析家主体为“外主体”。当然它们的关系纯粹是相对性的。

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两个纬度。据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坐标系:x轴代表内外,y轴代表主体-彼者。虽然很多人经常将这两个纬度混用。如图:





据此,这样我们可以用“11”来表示内主体,10来表示内彼者,00来表示外彼者,01来表示外主体。

下面我们就以这些符号来分析分析室所可能存在的关系:

1,    分析者通过内彼者理解分析家作为彼者的角色:11→10→00

2,    分析家通过外主体理解分析者作为主体的命运:00→01→11

同时,分析的展开或者结束也意味着分析者要意识到分析家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被命运捕获的主体。另外一方面,对分析家而言,正是分析者彼者的位置才能使得分析家能够处理自己的转移并处在合适的位置上。

3,    分析者通过内彼者理解分析家作为主体的命运:11→10→01

4,    分析家通过外主体理解分析者作为彼者的角色:00→01→10

当然,在此基础上,还有很多其他路径可以讨论。例如分析者是如何理解自身是一个主体的,就有可能是:11→10→01→11或者11→10→00→01→11等。这里我们就不列举了。

最后,实际上我们如果把这些流程结构化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结构就是拉康在《被盗窃的信》中使用的能指的图表(图二)。




通过这个图,我们发现分析者和分析家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被能指结构所规定的。这个能指结构才是真正的本质性构造。主体--彼者,内--外只有在这个构造中才能相互定位相互制约。这一构造被拉康冠名为“大彼者”。

这个构造不仅仅存在于一个现实的分析中,同时也存在于与授权问题相关的“通过(Passe)”设置中。主体即使授权自身,也总是和彼者联系在一起的。无意识存在于两者之间。


从上文我们看到:内彼者构成了内主体理解外部的通道,外主体构成了外彼者理解内部的通道。回到这个图表,内彼者的10和代表外主体的01构成了一个循环。如果我们把这个循环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循环就变成了主体和彼者,外部和内部交流的通道。只不过,从内部看,它代表外部,从外部看它代表内部。相比于主体,它代表彼者,相比于彼者,它代表主体。

这个特殊的位置,实际上就是客体小a的位置。在我的《科学,精神分析和客体小a》[3] 文章中,关于这点,我给了一系列的证明和相关讨论。从形式系统角度来看,它一方面代表通道的概念;另外一方面这个通道本身是得不到证明的,是系统内部的悖论,是系统的洞,是丢失的客体。因此客体小a既意味支撑,也意味丢失。(图三)

                             

回到临床,一个分析的结束只有在分析者能够理解包含在分析关系中的这一系列运作才成为可能。更具体的说,他必须理解自己的欲望以及其原因――客体小a,也必须理解分析关系中分析家所处的悖论的位置。同样,这一情势也反映在“通过”设置中。



谈到客体小a就必然涉及到拉康的四大辞说,其中明确规定了分析家的位置。然而就这点,在中国却引起了极大的困惑。拉康理论中,S2                                           代表大学的辞说。西方的大学是一个生产和传递savoir的地方。它的产生直接和西方的历史相关,和社会学中的“公共空间”相关。教授的身份是专家。

然而,在中国上千年的古典教育中,老师充当的角色更象是一个maître。其一,在中国道德谱系中“天地君亲师”,正如皇帝是国家的家长,老师就是学校中的家长。其二,老师在学校最主要的功能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传道”,简单的可以说成生活真理。在日常生活观念中,最小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人只有在某个家族中,才能具有某个身份。

近代,中国人模范西方教育体制建立了第一批大学。但是直到现在,大学仍然被看成是家庭的延续,学生被看成孩子一样,有专职的教师负责学生的生活起居。实际上,大学教育模式和家庭教育模式是同样的。

回到拉康的四个辞说,在中国就不存在S2                           的位置,或者说,它的位置和S1是重叠的。因此中国的分析经验中起作用的就只有三个位置(图四).有意思的是,它和图三具有类似的结构。


在成都,CP与大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心一些分析家在大学工作或者学习。显然,这些人的选择与他们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他们的角色就具有一种多元性:分析家,教师,甚至maître [4]。同时就分析者而言,大学的教育并没有使他们能够离开一个主奴关系,反倒是复制了这种关系,他们也无意识在寻找一个maître。这就意味着,分析关系也许就更加粘着。当然大学教育本身也包含着对这种关系的瓦解。只是这种趋势显得比较弱小一些。

如果分析的目的在于与彼者密切相关的“主体的独特性”,那么中国的情况迫使我们思考:

1,    如果分析的进程不存在文化的差异,那么中国人的分析需要的时间就更长。

2,    如果这一进程存在一些文化性的差异,那么中国人的分析会是什么样子?分析结束的标志会是什么样的?


拉康在1974年给三个意大利分析家的信中指出:授权不是根据某个仪式授权。这意味着分析家的位置并不完全由符号性仪式决定。同时拉康的客体小a理论也暗示了同样的观点。客体小a是系统内部的洞,是缺失之物。它即在符号系统中,也不在符号系统中。

在中国,一方面,仪式无论在世俗生活中还是在文化活动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仅规定了个人的身份和社会关系,同时也构造了整个社会的符号系统。儒教“礼仪”是其主要代表。

而另外一方面,中国文化重要传统之一道教恰恰和儒教相对,强调游离于符号系统之外的个体性,即人格的“空灵”。在道教思想中,“空”[5]不仅仅代表一种缺失,同时也代表对“有”的支撑。我们既可以从有来看到空,而更重要是我们也能从空中看到有。

在这点上,中国周易逻辑很早就形式化地指出了这点。一方面,从结构的角度来看,空不仅仅是系统内部的洞,同时这个“空”也是系统的核心,空使一个运动的结构稳定,正如八卦到九宫的运动所指出的。另外一方面,从发生的角度来看,空产生了所有的有,正如两仪到四象演变所指示的。实际上正如脚注指出的那样,后一个意义更接近汉字“无”所表达的意义。我们看到:这里就存在三种对空的定义。(图5)



这里我并不打算专门论述这些逻辑,我更想强调的是:如果如拉康所说分析家的位置是一个“空”的位置,但是这一位置在中国文化中却存在一种不同的定义。当然,我们不能谈论一种纯粹和完全的空,空总是和“有”联系在一起。正如客体小a总是和大彼者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总是要在一个具体的符号系统中才能看到“空”的位置,中国也是这样。


 

分析家的授权问题在中国


居飞

1 - 这里存在一个语法的问题。 “ne…que”在法语中意味着仅仅,因此就和后面一部分相矛盾。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后面一部分是拉康经过十年的工作增加的






























































2 -  参见Michel Guibal文章« D’un problème crucial à l’autre …»Argument préparatoire pour une table ronde, http://www.lacanchine.com/Ch_Retour_Guibal12.html







































































































3 - 参见:《2006年成都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论文集》

























































4 - 关于这点,参见霍大同先生文章 :« Singularité de la formation des analystes en Chine (Chengd) », ESSAIM n°11.

























5 - 这里,和法语“la Vide”对应的主要有两个汉字:空和无。在中国哲学中,这两个字也经常被混用。此文中我之所以选择“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无”更多的在形而上学的水平上被使用,代表一种原初状态。而“空”则经常带有一种结构主义的意味,强调某个东西不在某个位置上。二,在日常语义平面,无常常被用来表达不存在,空却被表达某个东西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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