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家翁拆视了儿媳陈芸回复远在他乡的丈夫沈复的信件，极其生气，以致下了斥逐之令，而原因只在“称姑曰令堂，翁曰老人，悖谬之甚”！

这是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中的一节描述。沈复，生于苏州官绅世家，名不见经传。《浮生六记》是他传世的唯一著作，主要是关于他和其妻陈芸的生活追忆，从他们相识，婚后乐趣，到失欢于家长后颠沛流离的生活直至陈芸积郁成疾，客死他乡。上面所引，正是他们生活的转折处。

孔子说：名分上的用词不当，言语上就不能顺理成章 [2]。孔子的道理虽然强调的是在治国中的正名，在治家中名分同样重要 [3]。在中国古代严密的称谓制度中，姑翁是对丈夫的母亲和父亲的称谓，而令堂和老人则是对别人的母亲和父亲的称呼。陈芸的这一过失行为违背了亲属称谓的规则，违反了妇道，走出了丈夫的妻子，公婆的儿媳的角色，使自己置身于夫家之外，如同沈复的一个朋友一般。她的公公，一家之主，怎能容忍这样的越界！

一 女性的空

那么在家庭结构中，女子的位置呢？即“三从”[4]“女子，即随从别人的人，还未出嫁在父母家时要受制于父母 [5]，嫁到夫家后要受制于丈夫，丈夫死后要依靠儿子”[6]。她没有独立的地位，必须处于依从的状态。她只能相对于其父母，丈夫和儿子来被定位，她是女儿，妻子和母亲。其中，妻子的角色，妇道，是基本的。女子只有在夫家才能占据她真正的家庭位置。“嫁，家也，就是使女子离开父母的家而归于丈夫的家，以夫家为家”[7]。在这个家中，她应该敬顺丈夫，孝敬公婆，讨叔妹的欢心。在父母家度过的少女时代是学习守妇道的阶段，而守妇道是成为一个合格母亲的基本条件。对应于中国古代的男子教育，针对未出嫁女子的训诫也是细致而严格的。其中汉代班昭的《女诫》不仅著述最早，而且是之后几千年女子闺训的范本。她提出了女子的品质标准。一为妇德，不必具有出色的才华，只要贞淑闲静，行止有规矩。一上来就指出了对于妇人，德和才的对立，德，强调的是女子守节本份的品德，藏而不露的处境，恰恰对立于张扬外显的才，识通古今，高谈阔论是男人的事。此外辅以妇言，妇容，妇功，规定了妇人的言辞，仪态，和职责，具体来说就是一位妇人不需要能说会道，应该有选择的谨慎开口；不需要颜色美丽，只要干净整洁；也不需要工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绩，整齐酒食。这四项——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女性的静匿，是女人的大德，缺一不可 [8]。这就是著名的三从四德。一个被妇道所充斥的女人的定义。

妇道的要求，对应于女主内的职责范围。男女界限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是明确规定了的。“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9] 就是说男女做事的秩序，男子不过问家内的事情，女子不干涉家外的事务，除非祭祀和丧礼，男女之间互相传递东西都是不可以的，即使在允许的这两种场合，传递物品的方式也有严格的规定。甚至道路，男子走右女子走左，互不相干。含蓄闭隐的妇人要谨守其家内的位置，主内，即上面提到的妇功的范围，主持饮食衣物，祭祀祖先，侍奉宾客，作为丈夫家外权力的后盾，以确保整个宗室的繁荣。妇人有的聪明才智，也只是用来辅佐丈夫，补助他的不足，而不可牝鸡晨鸣 [10]。因此夫妇之间只有分别，没有情爱可言 [11]。夫妻关系只能限于床第之间。

所有这些是基于婚姻的目的，即供奉祖先延续后代 [12]。对于中国人，从婚姻里结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上发生的。亲子的维度的偏重约束了男女的维度，纵向的接替和传承抑制了男女的空间。婚姻不是私事，男子不能自行决定娶谁，女子也不能自行决定嫁谁，必须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防止阻碍生育的淫佚之乱 [13]。男子的父母依照妇道的标准挑选有利于家族延续的儿媳。妇人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夫家生育子嗣，在夫姓的延续上起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于是女子的妇道，与丈夫的夫道相匹配 [14]。

我们回到《浮生六记》的女主人公，沈复笔下的陈芸，她也不是一个不遵守妇道的人。她四岁丧父，母金氏，有弟，家徒四壁，善长女工，自小以绣绩供养三口之家。参照她的这个背景，可见是个贤淑温和之人，沈母就定了这门亲事。沈复17岁娶陈芸，她“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敬，处下以和，井然未尝有失。”可见她正色端操，尚于谦顺。后来，沈复随父在外，陈芸依姑命代笔家书，由于家庭偶有闲语，停笔，受到家翁的责备。但陈芸并不争辩，忍气吞声，“宁受责于翁，勿失欢于姑。”正所谓 “姑说的有理，应该从命，姑说的不对，也要听从。而不应该争辩是非”[15]。然而从她写信开始，就预示着后来的遭遇。

二 女性的凸现

陈芸，沈复舅舅的女儿，虽然是在沈母的认可下嫁入沈家，但沈复一开始就对她一见钟情，“非姊不娶”[16]。婚后他们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用言语形容者。在家庭之内，窄途相逢，他们都会急切的握手相问“去哪里”。私心忒忒。情冲破了他们应遵守的男女之分，夫妇之别，陈芸对于丈夫，不再是卑弱下人，而是同行并坐，不再是敬顺小心，而是比肩调笑。

对于沈复，看中的是才。陈芸的慧心，不只在女工，更在笔墨，她“生而聪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既能成诵”，“刺绣之暇，渐能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她像男子一样可以评诗作诗，有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一味夫倡妇随。沈复为陈芸打开了一个空间，松动了她身上妇德的规范，陈芸迎合这个机会，她的女性冲动在妇道轨道上冒出。陈芸注重妇礼，授巾递扇必起身来接时，沈复认为是迂腐之举，从此岂敢得罪之类只作为语助词了；当沈复怂恿陈芸戴他的帽子穿他的衣服女扮男装一起出游时，陈芸中途犹豫，“为人识出不便，堂上知不可”，沈复还是硬拉她悄悄离开。不久这些事就自自然然了。陈芸不再只是深居不出。他们的夫妇之道扩展到床第枕席之外，延伸到庭院，到郊外，到湖上。他们会在秋天的夜晚，赏月吟诗；在盛夏租沧浪亭畔农家屋避暑，远离大家庭；他们同游太湖，不惜一起欺骗家长，借口回陈芸的娘家，甚至在船上与渔船家女喝酒行令……。

然而，随着沈复回忆录中的告诫“奉劝世间夫妇不可过于情笃”，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场景，陈芸书信的过失行为使她面临被休的危险。女性的空，使陈芸只能通过认同沈复的（男性）朋友来定位，沈复也只能把她放在自己朋友的位子上来比喻他们关系的不一般，“互为知己”；他以男性的优点来形容她，“芸一女流，但具男子胸襟”，“女先生”；但这是被禁止的。

三 女子之死

在沈复的维护下，陈芸没有被休，但作为折衷，要求沈复携妇别居。沈复也放弃了继承父亲的幕俯生涯，以开书画铺为生。直到父亲息怒，重返旧居。

真正致陈芸于死地的，是与一位名叫憨园的妓女有关。陈芸有心为沈复物色一个妾。古代男子纳妾，目的在于多生子嗣，同时满足男性声色的需求。因此妾越多代表一个男子的能力地位越高。娶妻要由父母决定，但纳妾可以由妻子作主，或男子自行选择，是非正式的聘娶 [17]，妾的家庭地位远远低于妻，只有妻子才能和丈夫匹配称为夫妻，而妾被视同奴婢 [18]。通过纳妾，妻子可以出让家庭中最卑微的位置，获得在婆－媳（妻），（媳）妻－妾的对子中的部分平衡；而妻妾的妒恨呈现着女性之争。

当沈母携陈芸出游时，偶遇年轻的妓女憨园，亭亭玉立，颇知文墨。尽管沈复认为他们伉俪情深，没有必要，但陈芸非常喜爱，在她身上看到了她追求的理想，决意把她纳入她的家庭中。她们结盟为姐妹。但憨园没有信守诺言，嫁到了有钱有势的别家。陈芸自从结识憨园后一直未发的吐血病一发而不可收拾。她临死之前呼唤：“憨何负我！”就在这里，随着憨园的背叛，对于陈芸，她所携带的双重作用化为泡影。一方面，她所寻找到的女性的认同被割断了，妻妾之间的竞争可以带来的女性在场的机会没有了，陈芸女性的最后尝试也失败了；另一方面，通过纳妾的行为，把自己推回到家庭所接受的妻子的位置，妇道的正轨，也不可能了，她始终只能背负着“不守闺训”的恶名。

在一次陈芸幼年姐妹派人来访中，家翁误以为是陈芸和憨园继续有来往，他再次被激怒，把沈复夫妇彻底赶出家门。陈芸嘱咐自己的女儿“勿似汝母，命若情痴，应尽妇道”。她的情不仅是指向沈复的，也是指向妓女憨园的，而这个情与她应该尽的妇道是不相容的。陈芸以死证明着她女性的存在，同时也以死证明着女性张扬的不可能。一个女子只能遵守妇德，才不至于负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此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女性与妇道的对立。如果妇道是建立在压抑女性的情况下，那么在借助于男性体现的女性之下，女性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陈芸的悲剧与悲剧的记述者沈复是不可分的。陈芸死后，沈复痛失闺中良友，悲叹“女子无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他何以如此无奈？

沈复的伯父早亡无后，沈复的父亲把他过嗣给他。也许我们可以推断在父－子的维度上，沈复的移位松动了他的夫道，就如他自小有“物外之趣“一样，他寻找自己男性，寻找一个新的定位。新婚不久，当陈芸像一个贤淑的妇人一样，拘于多礼时，他就有些不满“难道你要以礼束缚我？礼多必诈。”他躲避礼就像礼排斥了他一样。他的男性越过夫道一直在陈芸身上寻找对等物，由此给了陈芸女性凸显的空间。当陈芸因书信的过失被驱赶时，他站在陈芸一边，他放弃了和出让了儿子的位置，追随他独立的男性。当陈芸女性挣扎以失败告终，沈复也丧失了他的支撑。他无奈的作出最后的妥协，接受父亲死后母亲的召唤，“你的弟弟是不足以依靠的，希望你重振家声。”他重新回归了家庭，接替死去父亲的位置，续弦以继后嗣，亲子的维度重新占了上风。沈复笔下，不仅仅是在女性的抑制上投射了一个男性的抑制，而且也显示着一个男性的存在呼唤一个女性的在场；不仅仅反映了一个女性与妇道的冲突，也反映了一个男性和夫道的冲突。

清初，沈复所在的时代，大量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涌现，是男女主人公超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纸上理想。而沈复不仅在《浮生六记》中记述了一位闺中良友，也在现实中实践着，然而结局是悲惨的。如果是因规则而有欲望，那么在《浮生六记》中我们看到规则和欲望的冲突；在二三百年之后的今天，没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没有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严格分工，也没有了对于妇道的苛刻要求，在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和西方的影响之后，陈芸的对女性位置的奢求对于现代女性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既可以是工作的女性也可以是家庭中的主妇，那么存在的仍然是规则和欲望的冲突？还是欲望和欲望的冲突？她如何在一系列被允许的选择中找到女性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