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对语言学家（续）

时间：08．03．06 上午            记录、整理：徐慧

霍大同先生：我们今天就开始，大家欢迎吉布尔先生。

吉布尔先生：昨天我有两三个问题，可能四个问题，但是我没准备好。有点像 J. Lacan 在讨论班的时候遇见了罢工，我遇到的不是罢工，是昨天和张涛，陶陶打乒乓球。我是欠陶陶的债务，很久以前来成都，她邀请我打，我说不，我说我来成都不是打乒乓球的。这显然不是太客气。因此昨天我们有个约会，我们一起打乒乓球，我跟她比赛，我输了。我当然知道年龄大的要打赢年轻人是有困难的，而且乒乓也不是法国人的特长，但是我并不是认输的人。后来我跟张涛打的时候又输了。输给男人比输给女人更糟糕。我还没有跟霍大同打网球比赛，也不知道输赢。比赛结束是7点钟，但由此而扰乱了我的作息计划。我回到我房间的时候是7点半，为了吃饭，我需要开水，但是屋子里面却没有，所以我不能吃饭，然后，八点钟的时候天黑了，我开灯，但却短路了，没电。然后我去厕所大便，但厕所却是坏的。因此我本来想工作到深夜，来准备讨论班，但由于没电，我不能继续工作，电视也看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抽烟。我抽烟需要打火机，因为天黑没电我于是到处找，但却发现打火机也坏了，不能抽烟了。

在这之前，都是井井有条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突然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乱，因此我无法准备我的讨论班，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部分，需要很多工作。今天来到这里，只有即兴地给大家讲了。接下来的讨论班非常复杂，涉及到法国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涉及法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起了中国的成语“一言难尽”。因为这个复杂关系稍微涉及到Lacan，也涉及到我，涉及到中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合作。

关于大便的问题，有时候你们在提问的时候假设我晓得答案，回答你们就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答辩。我们也可以说答非所问，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正是分析家在分析室工作的位置。但是因为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分析家，我仍然给你们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是答非所答的答案。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迎来了一个被称为光明的世界，光明的词在德文中是 Aufklärung，而 auf 是个前缀，是光明的意思，如果把前缀换成ab时候，变成了大便。

  -Aufklärung  RF_________1939/1945

Ab

即光明的世纪变成了大便的世纪。法国大革命后有个光明的世纪，之后便是纳粹的时代，当时他们杀了很多犹太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吉普赛人。有人把这个事件称为世界的肛门期，你们看到，因为昨天的厕所坏了，让我能够即兴表达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时候让我们想起了Lacent 讲这是 S. Freud 与 K. Marx 的共同之处——症状，对于马克思而言症状是剩余价值，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被降低为商品，拼命地工作、出卖劳动力，仅能获得维持劳动力的收入，来继续为资本家工作，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J. Lacan 由此提出了剩余享乐的观点。

为了弄懂 J. Lacan 的剩余享乐之谜，有个中国人与法国人合作的工作。J. Lacan 引用了孟子的概念：性，翻译成法文是 nature；而性，从声音的平面有点接近signe。而霍大同在上次书写时有个笔误，写成了singe。我相信在中国神话中猴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神话中的猴子究竟对于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

Signe 作为符号，拉康专门讨论了符号与能指的区别，符号是某个东西对于另外一个东西来说构成符号。比如一个动物——老虎，当另外一个动物经过时，这个动物对于老虎便构成符号，它需要判断这是我能吃的或者是吃我的。而能指，是为主体代表另外一个能指，是不一样的。J. Lacan 说在动物界，对于动物来说，自然有很多符号，而作为人来说自然，“性”翻译成成自然，有非常多的能指。自然对人类来说是能指的宝库。他给我们说这个观点是在孟子中所说的，他给我们说在孟子中，“性在讲”，那么他参考了孟子的一段语录，但是原文没有找到，昨天晚上本来想找的，但是昨天晚上没有找到。

他引用了孟子的语录，孟子说：在动物的性和人的性之间有个非常重要的差别。J. Lacan 说，孟子说，这样一个差异是无限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谜，是我希望获得你们帮助的谜，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阅读孟子，重新读繁体字下的孟子，也就是说性在讲。对于人来说，性在讲，对于动物来说，性显示出了很多符号。J. Lacan 继续说，并不是因为孟子是一个公元前三世纪的人，我把他作为具有原始的心态来介绍给你们，而是把他作为某一个他存在于他所说的地方的人，不是作为在他所书写中存在的人，而是在他所说之中存在的人。那么他涉及到的是，他知道一些我们在说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不知道的东西。他说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用于维持一个隐喻，而不是像语言学家所构造的那些行不通的东西。

关于和语言学家的斗争，让我想起了上次11月份我来的时候，霍大同给我泄露的秘密。当我们谈到 J. Lacan 的咿呀言语的时候，他说中国的语言学家不行，整个科学界都不行，因为他们处于 Mélancolie 的状态，和传统没有关系，照搬西方的一套。语言学研究与中国的传统间隔了很大一块。J. Lacan 反对的法国语言学家想把 J. Lacan 赶出高师，不仅因为他不是老师，而且在他们看来 J. Lacan 是在胡说八道。 J. Lacan 却说正是因为我的胡说八道，这些语言学家才真正开始工作，那么你们赶走我当然很好，但是是我让你们开始真正工作。在有些时候，有那么一两个语言学家说了不是非常没有意思的东西。当他说幸亏有我时，实际上是说幸亏有 J. Lacan 对 S. Freud 的阅读，也即实际上幸亏有精神分析。

  Double  articulation  signifiant   u/a Signifié    Fumeux  Fameux

所谓真正开始工作，以西方语言为例，它是一个双重连接，上面是能指，是一些本身没有意义的音素，但通过音素的构成便有意义了。那么为了开个玩笑，这个Fumeux是抽烟，S. Freud 和 J. Lacan 抽烟，霍大同抽烟，我也抽烟，所有的精神分析家都抽烟。那么Fumeux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酒话的意思，即不晓得说什么？张涛昨天给我说，他要准备抽烟，好像只要抽烟就可以称为分析家。我说这里只有小伙子抽烟，但是他告诉我很多姑娘也抽烟。因此我有个建议，不抽烟的要抽烟，尤其是要胡说八道，因为这些胡说八道使得语言学家工作，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就是应该去工作。

对于法国的语言学家，他们说双重连接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但是 J. Lacan 说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懂中文。他说法国的语言学家们，在讨论双重的语言学家没有考虑中文的情况， 如果他们学了中文就不会这样说了。也许类似于 Derrida，他构造了一大堆关于书写的理论，但在晚年的时候非常后悔没有读中文。J. Lacan 说他们在讨论语言特征时，只考虑西方的拼音文字，没有考虑到中文的情况。 J. Lacan 因为学了中文，允许他在拼音文字的基础之上来一般化他的能指的概念。

爲     為

在 J. Lacan 一般化能指概念的时候拿了中文的“为”作例。我先以为是编辑出了问题，晚上我回去，查了这个字典，发现前面是个更早的形式，后者是简体字之前的简化形式，而老的形式最早来源一个图画的形式，即母猴，在金文中。

霍大同先生补充：这个是对的，但是我另外想到一个“为”是一个手牵大象的图像。你们可去查一下”。

那么最后简化成这个，原来是否是母猴，反正我也认不到，从拼音来说，这样一个图形读作wei，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从声音的角度，类似u，我们把它处理成一个音素。这样一个声音作为音素，与u不一样。u没有意义，不是一个能指；而wei是有意义的，是一个能指。那么因为“为”有两种读音，因为中国的语言有声调，这实际上把“为”区分了两个不同的音素。声调本身没有意义，但起了区分的特征，所以是能指。我们能够看到，同样的音素，有四个声调，有一二三四声。这个二声的“为”，不仅仅代表一个字，而是代表五十个字，那么对于第四声，同样有五十个汉字。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四声的wei，差不多有两百个字。那么wei不允许指示着一个词，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能指，从而构成区分性特征的，同时没有意义的是声调，也许我们能说，在中文中声调是能指。

西方语言与中国语言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在中国的语言中，声调作为能指是没有被写出来的，而在拼音文字中，音素作为能指，是被写出来的。也就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中国的图示性的文字中，能指是没被写出来的，拼音系统是五十年代引进的。实际上书写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声调。霍大同刚才还在读 xing 的四个声调，不知道是几声，应该是四声，但并不一定是四声（性xing），大家在写拼音的时候，声调没有充分写出来。那么正是这样，J. Lacan 批评语言学家，他们说双重的连接构成语言的基本特征，仅仅是考虑了西方的拼音文字下的语言。J. Lacan 举例，这样一个双重的特征在中文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法国的语言学家或者中国的语言学家来研究的，双重的特征是语言的特征之一，但不能定义语言的本质。例如有白色的牛，和黑色的牛，但我们不能用黑色或者白色来定义牛。

我们这样的一种胡说八道能够促使语言学家们再来研究语言的基本特征，尤其是考虑中文的特征后的研究。

吉布尔先生：我们重新开始。我按照我的节奏讲，有人说 J. Lacan 结束得太快，但是 J. Lacan 说这就是我做爱的节奏。正是因为这样，那些来参加他讨论班的人总是说继续、继续，还要、还要。正是这样，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没有一个性关系。大家都在继续继续，由此拉康做了一个《encore》的讨论班，来讨论女性享乐的问题。我希望今天以非常慢的速度结束。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这个样子做爱的，但是今天我想慢慢地结束。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准备，今天我到达了一个我不知道在说什么的位置上。我不晓得跟 J. Lacan 在做爱方面是不是一样的，但是我晓得我跟他没有做过爱。我试图给你们传递一些关于 J. Lacan 的一些教育，但是仍然是我的阅读。如果他活着，我就不能说这么多东西。我实际上想对你们说，在很多地方我不同意在 J. Lacan 死后，在 J. Lacan 教育中所说的东西。

（Deictiques，指示性）

昨天的讨论班，我们引用了一个段落，是说语言与物之间的关系。习惯上，当我们在说这个东西时候，当我们说杯子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指那个东西。当我说的时候，手会不断地指示这个杯子。就是说语言学起了一个用手指示说话对象的东西。J. Lacan 在说这个的时候用了一个，我在说这个雪茄，那么同时，当我说雪茄的时候“雪茄”在语言中，用语言指示物，此时的雪茄不是真正地的雪茄，当我把火点燃吸的时候我不说，这时雪茄就是真正的雪茄。

语言、词和物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在语言中，人是在“言在”中，说的是个成人化的人，一个有充分说的能力的人，实际上，当孩子一出生，他不能讲话，尽管他处于语言中，他能听到语言，同时他有能力最终成为一个言说的存在，但此时他仍然不能说。从完全不能说到能说的过程中，有要东西的时候就用一个用手指示的过程，当他说不出来的时候。这如同我初到成都，别人问我要什么我只能用手指，同时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说，也知道他对应某个东西。而这个事情是 J. Lacan 没考虑，所以我不完全同意拉康说孩子一出生就是一个言在。当我们说 “être parlant” 是个言在，实际上是一个被说的言在。需要区分一个主动的说的存在和一个被动的说的存在。孩子在说之前用手指表达他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充分地表达自己说的意愿。并不意味有儿童精神分析家，也不意味有精神病的分析家，不管是那种分析家，接受这个人，他有他的姓有名，都是个人，是分析者，没有差别。而是在第二阶的时候，才区分说他是一个孩子、老人、女人、男人、精神病，或者有做爱结束太快的问题。如果我们说有儿童的精神分析专家，精神病的精神分析专家，实际上说他有个关于儿童的知识，有个关于儿童的共同的东西，这样便把儿童的差别抹掉了，只看到一般性的儿童，而不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在接待个体的独特性，这才是精神分析。

当一个孩子走进来的时候，我们接待他，这时他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我们不可能成为某个独特个人的精神分析家，比如我们不能说我是关于张三的精神分析家，或者李四的精神分析专家。那么因此这样一个人，不管它是张先生，李女士，可能是个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做爱结束太快或太慢的人，不能说是相对这样独立个体的专家。如果我们说有关于个体的特点的知识，就可能可以抹掉所有人的差别，我们不能获得这样一个知识。所谓专家就是说他拥有一个关于分析者的或者病人的知识，他给出建议，意味着他有这个知识。而根据 J. Lacan  的观点，精神分析的独特性在于他知道他不知道。

那么言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在讲的人，意味着他们晓得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讲，属于行动者；另外一部分人被语言讲，被言在，这样的区分是 J. Lacan 没有解决的。J. Lacan 把所有的孩子放在言在的范围中，而没有考虑被语言讲的存在。为了结束被说的存在，我举例霍大同的例子，开他一个玩笑。他把Signe写成Singe（猴子），从这个语误可以看到实际上霍大同在被猴子讲，尽管他主观上想写的是符号，但是他写成了猴子。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被语言所讲的存在，这样一个东西是 S. Freud 的创造，他说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是一个孩子，也就都是个被讲的个体，这与道家的“无为”的概念离得很近。显示精神分析进入中国是一个相互互动的过程，中国人与法国人的互动过程，而不是原来基督教传递到中国的方式，他们让中国人接受教义。我们共同的兴趣是孟子和精神分析，因为 J. Lacan 讲孟子。孟子和孔子一起构成儒家基本的代表，但是对于我来说，孟子也许缺乏女性的、孩子的位置，这个位置也许是在老子那里提出的，至今不知道老子是男性还是女性，但是他讲了一个女性的位置，这更符合精神分析的立场。比较有意思的是对于儒家的研究，J. Lacan 没有讲孔子，而是讲孟子，显然对 J. Lacan 来说，孟子有种吸引力，和精神分析有个很深的联系。

 

问题：今天你讲的 J. Lacan 关于能指的一般化，说到了中国的拼音，四种声调起了一个能指的作用，王，玉，是否这个点起了一个能指的作用？

答：J. Lacan 首先是在语言的平面上讲。这章是讲“书写与真理，”明天我将讲“书写与话语”，这两章要讲的是话语、言说如何促使了文字的诞生。一方面对应与，J. Lacan 说言说在先，Derrida 说是文字在先。在 J. Lacan 的讨论班中，大家都理解了能指的概念，似乎能一起工作，大家因此也满足了。J. Lacan 引入能指，来使大家有个能指的概念，引进了书写，首先是文字的书写，然后是个拓扑学的书写。至于是不是，这是你们回答的不是我来回答的。

第六章：一个不能写的功能；第七章：关于文学的声音；文学当然是书写。第八章，男人、女人和逻辑，逻辑也是一个书写，也是一个文字。这就是说谈到的从声音转到文字来看言说和文字的关系，究竟如何是需要你们的工作。

那么这些笔画和声音是区分的，声调是指在讲的语言中的区分性特征，而这个是在书写的语言中的区分性特征。在法语中，在拼音文字中，a和u的声音，在书写的语言和说的语言中是一样的。

问：J. Lacan 所有的东西都在语言中，F. Dolto 说一切都是语言，吉布尔说他不认同 J. Lacan的观点，他认为人一出生不是一个言在，而是一个被言在，理由就是人出生后有个获得说话的能力，但是没有一个本身说话的能力，正是这个原因，孩子用一些行为来表达他的愿望，也许他可以表达，但还不能表达，所以 F. Dolto 说了那句话。Lacan与Dolto的话差别有点大….我想说的是，一个是语言和在语言之中，几乎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但是对于吉布尔来说，这两个观点，它好像不同意，

霍大同先生：为何不同意？都是讲的语言。

问：对于 F. Dolto 而言，孩子都是主动地在讲

霍大同先生：你的问题是，F. Dolto 与 J. Lacan 的观点是一样的，是否是这样？

答：这个实际上是，J. Lacan 说性在讲，是自然在讲，人的自然的特征，人的自然的特征在讲，类似于 F. Dolto 说孩子也在讲。实际上自然并不讲，并不说话，因为人在讲，所以我们说自然也在讲。我们也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只有自然的特征，我们也说他在讲，之所以在讲，是因为大人也讲。大人没有把他当成动物，而是跟他讲，之所以讲，是认为孩子在讲。和性在讲是一样的，因为孩子出生了，只有自然的特性，并不意味他处于言在的主动者位置上。

我举孤独症的例子，我们仍然认为有被说的和说的特点。现在命名为孤独症，就是孩子不能讲，这构成了精神分析和非精神分析的基本冲突。在黑皮书中，他们认为因为孩子不讲话，所以精神分析家跟他工作是很愚蠢的，因为分析家是跟语言工作，他们是不讲话的存在。我在北京田惠萍那被认为是个孤独症的专家，我发现那里80 %的孩子都是神经症，而不是孤独症。我首先问孩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如果他能说他的名字，那么他处于语言中，是一个言在，而不是非言在。如果把孩子处理成非言在，那么就把他当成了动物。这一点我非常生气，把孤独症当成动物来对待。我说这话并不是针对北京，而是对法国的医学专家来说。

问：中国儒家传统，总是上辈对下辈付出的多，S. Freud 说每个人都是孩子，在这个意义上，谁来照顾这些孩子呢？

霍大同先生问：你的意思是内心的孩子与实际的孩子有什么差别？

答：S. Freud 的发现是在临床中的癔症患者来到分析室，听他们讲话，在讲话中童年期的问题会被回忆起，总是与他们的父母连在一起的。S. Freud 发现在成人中始终有个孩子。至于社会的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关系，S.Freud 并没有回答。有个母亲问 S. Freud，我怎样才能照顾好我的孩子？S. Freud 说“你做你能够做的，想做的事情，但是都会出问题，你的孩子长大后都会指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