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对语言学家

时间：08．03．05 上午             记录、整理：石岩

吉布尔先生：我在电视上看到胡锦涛第一个走进大会堂，后面的人才跟着进去。因为我不是胡锦涛所以我后开始。（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的共同点就是症状，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拉康那边就提出了剩余享乐。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就是通过我们拥有某种东西而获得享乐。希望你们在你们记忆的某个地方储存这个东西，就是拉康做了一个联系，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触及了所有人的东西。对拉康的这样一个概念，精神分析也是涉及到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希望给分析家讲一些故事的这样一些人。在马克思中间是经济的法律，所有人都服从经济的法律，这被人们称为资本主义。我就说这一点点，希望你们放在你们的记忆中，或许以后我们会再谈到它。）

关于拉康《男人和女人》这一章的语录，大概意思是：“大家都知道并不是到石祖期大家才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区分。在成人的阶段时，言在的命运就注定他们是男人或女人。”在《男人和女人》标题下讲男人和女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逃脱东西的不是精神分析而是命运。男人和女人的真正的独特性是他们是言在。另外再引用拉康的一个句子：“对男人来说姑娘是石祖，阉割由此而来。对女人来说小伙子也是石祖，因此姑娘被阉割。正是因此他们被阉割，姑娘们能获得的东西是阴茎。”我就引用到此，你们能清楚的看到石祖和阴茎之间的差别。在《男人和女人》这一章拉康开始讲到孟子。他说：“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仅仅是一个拉康派的话，是因为以前我学过中文。我重新再读以前我读过的东西时，以我的耳朵听到的东西和我现在讲的精神分析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说中文）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我发音比较差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牙齿。大概意思是：“如果我们在语言中找不到就求助于心，如果在心中找不到就求助于气。这个孟子的思想和我自己讲的东西一致。”拉康说：“我之所以指出上面的语录是因为你们说俗语是辞说的东西和俗语是精神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之间有个严格的区分。因此如果你们没有在话语的水平上找到的话就是绝望，你们就不要在心的水平寻找。但告子的说法是相反的。我们现在要知道在那条道路寻找，为什么去寻找？”我想补充的是，在孟子的时代辞说就已经非常好的表达出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我的同事寻求你们的帮助，因为孟子的辞说和拉康的辞说有种非常好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并不是说西方的精神分析家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说了，而是在两千年多前孟子已经说了涉及到精神分析的很多东西，也就给了在中国发展精神分析的某种希望。关于精神分析的东西如果没有在话语的水平上找到的话就不要在其它地方寻找，这个观点在孟子那就有了。( ??)

现在开始第三章，题目是《反对语言学家》。拉康开始他的讨论班是在70年，那时正好有罢工。那个时代他的讨论班举办的地点是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当时因为有罢工，他开始就说：“我在问自己是不是也要罢工。”这是因为当时他听到一些谣言说高师不准备把会议室租给他了。这是因为高师希望聘请几个语言学家，而这些语言学家无法忍受拉康的言论。问题是当时会议室里有很多人，他们都不希望有个罢工。因此拉康说：“你们的出席逼着我来做这个讨论班，而你们的在场是我必须要重视的事实。因此这个‘義’气使我决定继续我的讨论班。“儀”和“義”都有“我”字。拉康强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義”是四大基本道德原则之一。因此他就做反对大学中的语言学家的一个讨论班。他说在这想讲的是事先没准备的，是在听到谣言后想到的东西。也就是要做个演讲来反对语言学家和语音学本身。

他所有这些反对语言学家和语音学中心的意义就是每一个存在都是言在。语音学家打算把语言看成一个客体、客观科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想把语言当成不讲的客体。拉康说：“如果我们为了传递而必须说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可能把它当成不能讲的客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说没有元语言。拉康继续说：“这些语言学家来到高师是要付给他们工资的，像军队一样要由社会组织给他们工资。”拉康想说，人们付钱来发展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是和主仆的辞说联系在一起的。主仆的辞说是资本主义的动力。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实际上让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卖他的劳动力以便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继续工作的能力，剩余价值都被资本主义拿去了。

必须要记住讨论班是在70年做的，68年运动之后两年，68年有很多示威游行。也许能让你们想起70年或68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在68-70年法国有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毛分子。当时在拉康的讨论班的听众中就有毛分子，所以他讲中国就讲孟子没讲毛泽东。但那时中国是不能讲孟子的。68年时整个欧洲都有运动，如果我们比较在法国的学生运动和德国的学生运动就有个很大的差别，法国的学生运动没有导致街头的冲突，德国恰恰相反，德国的一些极端的毛分子就走上街头和政府有武装冲突。有人在比较了两个国家，就说法国的毛分子没那么极端，也许就有拉康的教育的影响，使法国的学生没有将反对制度的想法变成暴力的行动。这时他说：“如果你们做一个科学的对象，你们如同军队一样被社会支付费用。”他不仅说了军队，也隐喻了恐怖分子。（霍：大概的意思因为拉康说如果你们变成行动，你们就和那些军队一样，你们应该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如果在话语的层面上找不到，在其它的地方也找不到。毛分子就意识到不应该变成行动。）他就说：“我能够说的就是我知道的，但我知道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我被放置在一个只能够被孟子所定义的地方，如果我知道支撑我的是什么的话，就必须同时说，是孟子在保护我。同时我也要说，我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个“我”就是“義”中的“我”。“我知道我所说的东西是我不能说的东西。所有这些说的东西都没有允许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些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但是非常本质性的。）如果我不知道我所说的，是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拉康说：“不是仅仅我一个人说这个话，因为当时法国有个电影演员唱了一首歌《我知道我不知道》。所有的这些原因都在语言中。当你们不知道你们说的东西，为什么你们不知道的原因在语言自身中存在。”拉康进一步说：“使我有兴趣的东西是语言。这个东西是我做的，也是我自己在分析室作为分析家所做的。而对于那些语言学家怎么说，我完全没兴趣、不在乎。”他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在那些语言学家想把他赶走的情况下说的。他说，语音学家用隐喻的习惯对语言做研究，把孩子作为一个客体来做语言的研究。

霍大同先生：简单的说，拉康说：“所有的知识都是隐喻性的，仅仅能通过另外一个东西的媒介才能构成。在我说它的时候，我用雪茄来指示它的时候，这个行动就已经意味着我已经讲过它了。因为我选择这个它（雪茄）来指示我讲过的‘它’，但是我想说的不是雪茄本身而是其它的东西。 证据就是，当我把它点燃的时候，在它我的水平上就已经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个著名的‘它’——弗洛伊德的它我，可以特别的简约为个人。”拉康的意思是，当我用一个东西（雪茄）指示我想说的东西的时候，在这个行动中这个说的东西已经是被说过的。但是要想讲我想说的东西我就必须用另外一个东西来说这个已经被说过的东西。也就是离开语言什么都不能表达，所有的都在语言之中，没有一个在语言之外的东西。拉康想说这个。

吉布尔先生：我们总是在说“它”怎么样，为了避免歧义，“它”指的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

霍大同先生：要在中文中翻译得传神至少需要两三天，我在这稍微说下。拉康的ça 有两个意思：它和它我。一个游戏就是把这两个意思混合起来。另一个游戏是用抽雪茄。在法国如果你胡说八道，人们就说你这是抽烟的东西。类似我们的酒话，法国的胡说八道就是烟话。因为他是即兴演讲就用抽雪茄做了个语言的游戏来嘲笑当时的语言学理论。在索绪尔的基础上，他们区分了3个东西——能指（雪茄的声音）、所指（脑中雪茄的图像）、参考系（外部的客体雪茄）。拉康说这三者中存在矛盾的现象。当我说“它”（影射它我）的时候没问题，当我抽的时候我就没办法说了。也就是参考系和能指、所指是矛盾的。

吉布尔先生：为了在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的汉字之间的合作，我想说。在拼音文字之中有个双重连接。法国说胡说八道是说烟话。拉康说：“我说的是烟话，但是我说的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烟话。我真正想抽烟的话我就不说了，所以我说的并不是烟话。 «fumeux 和fameux» 中u和a的差别构成了区分性的特征，这个区分性的东西就是能指，而词就是所指。中国有个言说的过程，还有一种我不说它是文字而是个图示来表达中国文字的独特性。因为西方的文字书写的是音素，用图示来表达中国文字的独特性，这也容易让人联想到拉康的拓扑学图示。拉康为了显示在西方的双重连接在中文中是什么情况就，写了个汉字“爲”。刚开始我查到的是“為”，还以为拉康错了，现在查字典发现确实有两种写法。还发现有两个音，二声和四声。拉康选择这个字是因为这个字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动词，第二个是介词。动词是和道家很有名的“无为”有关，在法语中翻译成不行动，“无为”就成了对行动的否定。对行动的否定给了“无为”这个概念以力量。介词在法语中翻译成“如同、好像”的意思，也就是说它用于结合以便形成隐喻的作用。它涉及某一个东西而形成隐喻。比如说姑娘像花儿一样。拉康说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动词转换为介词在中文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也是拉康对于西方人和中国人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当我说西方人实际上说的是法语，说西方语言是说法语，因为英语是商务语言，是剩余价值的语言。在结束以前，我告诉大家一个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我讲中文不再讲英文，现在我觉得这一天差不多来了。拉康说：“中文是个很不错的东西，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以便我能将能指的概念一般化。”拉康继续说：“尽管我做这个东西让这些不懂中文的语言学家很不舒服。”

涉及到的拉康和语言学家的冲突，让我想起了拉康和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德里达的冲突。拉康强调音素的优先性，德里达强调文字、书写的优先性，这就有个冲突。这和语言学家的冲突不一样，和德里达的冲突意味着双方很多的交流，拉康和德里达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我想起这个是因为德里达在死之前跟法国的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 Banco 说很后悔没有学汉语。（L. Bianco 写了一个博士论文，研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的意义。他指出毛泽东在红军的特色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的革命。这种革命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因为农民革命推翻朝代都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而推翻的，这个模式是有传统的。由此在整个世界汉学界是很有名的）L. Bianco 写了本书，德里达给他作序，因为他们是高师读书的同班同学，关系很好。在高师读书的时候 L. Bianco 就学汉语，当时德里达就说他很傻。后来在写序的时候说很后悔没有学汉语。我用拉康的这句话结束：“我走得很快，因为在这之前我失去了很多时间。有人说太快了，我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我以我的节奏做爱。”实际上他做了个游戏讲男人和女人在性关系中的差别。后来就有《继续》这么个讨论班。在做爱的过程中总是男人结束的太快，而女人说继续。

问：吉布尔先生在开始时引用了《孟子》中的一句话：在语言中找不到就问心，心中找不到就问气，气中找不到就问义。这不是和后面说的拉康与孟子一致相矛盾吗？

霍大同先生：那个是《孟子》中引用告子的话，孟子不同意这个说法，孟子是要在语言中寻找，这个对应拉康的说法，大概是这个意思。

问：拉康关于68运动说不要行动，是不是走一条他从分析中得来的经验，通过语言来变革社会，他是不是这条途径？

吉布尔先生：因为我不在拉康的脑袋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让我想到了鲁迅，他本打算学医来救国，他在日本看到了一部影片，那上面的中国人都很麻木，医学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希望通过文学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从事文学的时候写了《故事新编》《女娲的故事》等等。他是通过日本了解了弗洛伊德，来做这个事情。后来他又放弃了文学，认为文学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武力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从弗洛伊德转到了马克思主义。68年运动的时候有些人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实际上武力解决问题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专制国家，比如说纳粹德国和军政府时期的阿根廷，分析家的工作是很困难的。怎样解决专制制度？使用恐怖主义的方法去解决还是用讨论来解决？用讨论来解决问题是个很理想的解决方式，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恐怖主义也要区分，有些人杀人仅仅是为了快乐，有些人杀人是为了革命。

我遇到一个阿根廷的分析家。当时他在军政府的时代作分析，在分析室接待了反军政府的小组织的成员（这些人被军政府称为恐怖分子）。从这个成员那里知道，这些成员的小组（4、5个人一个小组）与小组之间都没有交流，避免被军政府破坏。分析者在分析室里说，如果某个小组的成员有个口误，说出了秘密，那么其它人就有可能都被抓住，枪毙。如果成员有个口误，那么其它人就会把他杀了。可以看到，口误在精神分析中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而反军政府的小组成员考虑的是安全，不得不把犯错误的人杀掉。

拉康和很多分析家、和我一样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就像拉康在讨论班的开头说：“我也想罢工，因为你们都来了所以我才讲。像孟子说的义气支持我讲，如果你们不来这个讨论班就结束了。”由此可以看到拉康这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当时在军政府下的阿根廷只有少数的分析家还在坚持，大部分都去了欧洲。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有很多分析家都到美国去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很乐观的。孟子说，有个君主的声音，另外还有个人民的声音。对孟子来说，人民的声音应该优先于君主的声音。拉康也讲到存在着君主的声音和老百姓的呼声，老百姓可以做出革命来反对主仆的辞说，但是革命以后这些革命者仍然处在主仆辞说的水平上，就不断的革命、不断的替代。因此拉康说，精神分析家听到的是个体的声音，不是群体的声音。有次离开成都时，我向霍大同提了个问题，我不记得问题是什么。我只记得回答是：“我仅仅做我的工作。”也就是坚持在某个地方。我想起了中国的成语：答非所问。答非所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