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辞说

时间：08．02．28 上午            记录、整理：石岩

霍大同先生：请吉布尔先生.

吉布尔先生：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讨论。在法国！？我也在给你们布障碍，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法国这个讨论班也被叫做《雅克·拉康的中国的讨论班》，一共有十章。这十章，每一章我都自己给一个标题。本来拉康都已经有标题了，但是我个人再给个标题。第一章给的标题是 discours。

霍大同：目前为止我们翻译成辞说，但吉布尔先生一直试图在中文中找到一个类似拉康的discours) 的翻译，但是所有的字典中的翻译在他看来都不能够很好的传达拉康在用 discours这个词时表达的意思。

吉布尔先生：为了好玩，我们可以把它切成3个部分。第一：dis ce cours 就是说这个课，这样一个在大学的课。为了继续好玩，可以说 dire au secours 就是求救。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就说“救命”。来这个地方稍微有些危险，因为来的路上我和张涛、徐慧谈到学法语的问题。我跟他们说学法语最好是听法国的电台。他们两个说仅仅读拉康就够了。我说如果你们仅读拉康，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没人懂你们在说什么。所以我不建议你们为了学法语仅仅只读拉康，你必须要去听法国的电台。对我来说也一样，如果我认为我学中文仅仅为了读孟子就够了，那么我读了孟子以后走在中国的街上就不知道究竟想说什么。为了让大家明白拉康这个讨论班的基本内容，它后面有个索引，在索引中我们能看到拉康引用最多的是弗洛伊德，一共有43处引用。第二个引用的最多的是俄狄浦斯，有十三处。第三个最多的是孟子，有十二处。孟子比俄狄浦斯引用的稍微少一点。因为我这一次要讲的和上次，就是去年十一月份先到西安再到成都来讲的是相联系的。除了上一次在成都讲的录音，我在西安讲课也有九个小时的录音、录像，发在西安的一个网站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找。

吉布尔先生：我要讲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大学的课堂上讲，必须是能够帮助你们通过考试，讲了以后你们写个什么作业等等。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拉康在精神分析传递过程中间讨论了中国，中国的思想和孟子的思想对他整个的精神分析的讲授起了极大的帮助，他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中国人来回答而不是法国人来回答的，而且法国人很难有这个能力来回答。这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如果大家能试图回答拉康对中国人提出的问题，就为两年后的讨论有个很好的准备。对我来说，也许同时对很多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来说，我们有个呼唤，一个请求，请求你们中国人的帮助。

我想做的是对拉康的讨论班的评论，这个评论在法文中间就是 commentaire,如果把它切成两半就是 Comment（taire)，comment 是怎样的意思，taire是沉默的意思，就类似于中文的“为什么沉默”。但是因为我在这要说很多，实际上我要做的就不是为什么沉默的东西，而是为什么要说的东西 comment (dire)。拉康在讨论班的开头说，这涉及到的不是一个我的辞说的一个辞说。d’un discours—ce n’est pas du mien qu’il s’agit，就类似于我在这里也有个演讲，但这个演讲不是我的演讲，而是关于拉康的演讲的东西。拉康在办讨论班时有很多人来听，这个时候他就处在一个类似教授的位置，通过这个言说、演讲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处在这样一个教授的位置的时候他一上来就说：“我想讲的东西并不是我的言说”，他马上就把公众带入了精神分析的领域。当拉康说了第一句话以后，马上就把公众带入了精神分析的领域。接下来他就援引弗洛伊德关于双重登录的思想。我们在讲话、思考、行动的时候存在着一部分我们能控制的，同时存在着另外一部分不能控制的，就是弗洛伊德说的语误、过失行为、梦、症状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说那些能被控制的登录在一个地方，那些不能被我们控制的登录在这个地方的反面，正是这样它是个双重的登录。这就对应着拉康说这样一个辞说并不是我的辞说，在我这个辞说之外还有个辞说。

拉康接下来说，如果继续发展弗洛伊德的双重登录的思想，假如说我们存在着一个地方登录着我们能够控制的部分，在它的反面还存在着我们不能控制的部分的话，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我们要经过一个边才能从正面到反面，但是存在一个可能性是我从正面到反面的过渡不需要越过这个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拉康把弗洛伊德的思想和莫比乌斯带联在一起了。当拉康试图把弗洛伊德的双重登录的思想和拓扑学的莫比乌斯带联在一起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拉康想说话语、言说和拼音的书写是不够的。需要另外一种新的书写，这时他引进了拓扑学，但是在引进拓扑学之前，他使用的非拼音的书写的东西是汉字。在斯特拉斯堡工作的精神分析家 Guy Flecher，专门做了个研究，他发现拉康在最后一次写了中文之后才开始画拓扑学的东西。

那么，正是在这里，拉康第一次谈到了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的概念。拉康这时已经考虑到主体间性的概念，如果把两个主体都考虑成个人的话就是一个哲学的辞说，而不是一个精神分析的辞说，这时拉康已经思考后来提出的四大辞说的问题。这时梅洛-庞蒂把主体看成主体控制着他的言说。拉康考虑到如果这样去处理辞说和主体的关系就是哲学的概念，但是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双重登录的概念引导出的主体和辞说的关系正好是相反的，是辞说控制着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最早谈论梅洛-庞蒂是在罗马的报告《在精神分析中话语和语言的功能与领域》上引用了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而没有陈述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面，即辞说控制主体的一面。拉康认为由此就给精神分析领域中间带来了一个混乱，拉康就在70年的这个讨论班公开对大家道歉，因为没有一个清楚的陈述而引起了混乱，就对所有的人道歉。实际上拉康在《在精神分析中话语和语言的功能与领域》这篇文章中已经开始意识到哲学讨论的问题，包括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的问题。因为哲学家们讨论更多的是思想，拉康把言说和语言引入了精神分析领域中间时就替代了哲学的关于思想的讨论。思想的讨论实际上是内容的讨论，而语言和言说的讨论是结构的讨论，在这里他引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念。后来他把主体间性的两个主体都变成了能指，主体就在两个能指中间。拉康就有了著名的话：一个能指为另外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他强调结构的概念而不是内容的概念，强调语言和言说的概念而不是思想的概念。

在这样一个图示中，我们能看到拉康和西方哲学的基本区分。正中通过这个，拉康构造他自己命名为精神分析的辞说的东西，和哲学的辞说（我们翻译成主仆的辞说）拉开了一个根本性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在主仆的辞说中间（当然这是拉康的命名，西方哲学家并不认为他们的是主仆的辞说），主体等于个人，在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的是思想，中介是思想。拉康通过把能指替换了主体后，主体就落在了两个能指之间，成了一个中介，这时我们就能看到拉康说被切分的主体的意义，主体是被能指所切分。当拉康说，这涉及到的辞说不是我的辞说时，就是说他在讲的时候并不是他讲的辞说，而是在他讲的过程中他被一个辞说所决定，被一个具有语言结构的东西所决定，就是被一个他命名为精神分析的辞说所决定。当他作为一个分析家在分析室里面工作、倾听他的分析者的言说时他是一个分析家。但他在演讲时，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分析者在说。这样一个辞说不是哲学家、教授的辞说，而是像所有的分析者一样，分析者在讲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被一个称为精神分析的辞说的东西所决定。这样一个拉康的立场也是我在这个地方具有的立场。

去年十一月份的演讲中我也说，在我讲的时候因为霍大同在听我说，所以我是分析者，霍大同是分析家。而霍大同在翻译的时候又是分析者，你们所有人就是霍大同的分析家。这是在拉康的意义上说的。当我在讲时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千差万别的想法，这样对通过考试是没用的。显然如果你要通过大学的考试，个人写的东西，教授看完后会说：“你怎么写成这样？去改了。”因为这样不符合大学里的教育，大学的教育要求传递一个确定的、统一的、唯一的思想，尤其是自然科学。这样一个大学的情况正反映了精神分析在大学中讲授遇到的基本困难。在法国有大学讲授精神分析，同时也有精神分析协会。相对来说在精神分析协会中就可以各说各的，尽管也带着大学的辞说的倾向。但是至少精神分析协会是独立于大学的。而在这里在我看来还没有完全形成相互独立的部分。这是一个困境，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正是拉康这样一个思考，最后使他形成了四大辞说的概念：主仆的辞说（哲学的辞说）、大学的辞说，精神分析的辞说，癔症的辞说。弗洛伊德的发现是从癔症开始的，代表着没有癔症的辞说就没有精神分析的辞说。癔症的辞说代表了整个临床，症状学的领域。在这个地方、真正在治疗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家才成为精神分析家。拉康没有回避精神分析家的辞说和癔症的辞说的困境。他仍然也触及到了基本的困境，基本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拉康也是一个杂志的主编，杂志的拉丁名字的意思是《你能够知道（Scilicet）》。我们从杂志的拉丁名称可以看到他仍然强调知道的问题，或者知识的问题。而大学是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仍然得到拉康的尊重。精神分析杂志说，你能够知道，你能够接受一些知识，也意味着知识的传授。我们可以看到拉康对大学传授知识的尊重。这个杂志和其它杂志在形式上有个显著的区别，它的所有文章都没有署名，而是在封面的后面列了个名单，将文章和作者分开了。为什么这个杂志要这么做呢？拉康在第一章给了个解释：最后一页上的作者，可以说某个文章可能是某个特定作者，也可以用其它人替换。因为任何一个辞说都没有一个作者，如果有一个辞说有一个作者的话那么这个辞说就是假装的辞说。实际上现实中所有的辞说都有个作者，拉康用条件式说也许存在一个辞说是没作者的。因为所有的辞说都是有个作者的，那么它们就是假装的辞说，也许有个辞说因为没有作者才是真正的辞说 。这个杂志存在的时间很短，因为它在精神分析协会中间引起了很多问题，在它以后也没有哪个杂志用这种模式。拉康说我们这样办杂志是一种赌注，希望3、5年以后所有的杂志都像我们这个杂志一样。但是没有一个杂志效仿，赌注赌输了。因为我、霍大同和许多同事都希望写本书，把名字属上去，可以挣很多钱。

这种想法是很人性的。这样一种人性的欲望也是拉康本人没有逃脱的，据说拉康死前最后一句话是 je me suis fait des ronds，是不是拉康说的我们并不知道，大家都这么传说。这话在法文中是：我给自己造了很多圆（ronds），隐喻就是说我挣了很多钱，就像中国的铜板。这里有个双关，因为拉康的莫比乌斯带，在拓扑学中也画了很多圆。，双关就是一方面他挣了很多钱，另一方面就是他做了很多拓扑学的工作。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拉康也没能逃脱这样一种世俗的欲望，就是写点东西、做点分析，来挣点钱。

正是因为涉及到的是每个人的欲望的问题。拉康就讨论了知识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他把知识和真理对立起来。在大学也传授传授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数学的知识、物理学的知识、语言学的知识。但是它是否是传递真理，对此拉康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他坚持认为真理性的东西始终都是个体性的，都是独特的，而不可能在集体性的大学中传授。我通过对很多汉学家的阅读，发现汉学家普遍都认为知识和真理之间的这样一种对立在中国是没有那么强调的。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情况？这需要你们中国人来回答这个问题。知识的传授和真理性的对立，关于这个拉康说了很有名的一句话：真理仅仅只是半说。拉康认为真理性的东西是不可能完全说出来的，不是说某个人有个真理他只说了一半，剩下的保留起来，而是说语言不允许我们把所有的东西说出来。这样一种情况，在物理学、数学、所有的科学中表现的都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物理学教授在讲授课程的时候当然说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对的。同时一个好教授也希望把所有他知道的都传授给他的学生。但是物理学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教授今天讲的东西，今天认为是对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被新的科学的发展发现有问题。最典型的就是19世纪的力学到20世纪的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实际上是对19世纪的力学提出了质疑。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和真理之间的这样一种对立，被认为是真理的现在的知识，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间有可能受到质疑而不被认为是一个真理的东西。这个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糟糕的记忆，在小学的时候，上课时要出去解手就要举手，我就举手要求出去解手，我真的是想出去解手，结果老师没同意，我就拉在裤子里了，这个就是真理。

作为一个结论，拉康在引用孟子的时候，是因为首先在《孟子》这个书中间，经常有“孟子曰”或是“曰”，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我故曰”，显然“我故曰”是孟子说或是孟子的某个弟子说，但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如果把“我”翻译成他、孟子或是某个人就错了。在读到“我故曰”的时候实际上是我自己——阅读者本人在说，这样子的一个阅读才是精神分析的阅读。就是我自己在说孟子对于告子的这样一个批评，这个批评的是告子将某个东西放在外部是错的，实际上它是内部的。拉康理解为告子对内外有个明确的区分，但是孟子本人强调内和外的一种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说，莫比乌斯带、拓扑学就已经在《孟子》这本书上讨论了，弗洛伊德的双重登录的思想也在《孟子》这本书上讨论了。同时拉康读到在《孟子》中间的“言”的时候，有不同的翻译有时翻译成言，有时译成辞，有时译成辞说，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翻译“言”的意思。拉康说有一个辞说可能不是假装的辞说，就是说所有的辞说都是假装的，但是我们假设可能有一个不是假装的。semblant 在字典中间有点“好像”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拉康的 semblant 的概念，我就建议用“儀”来表达，古文中的“儀”实际上是很准确，這個“儀”就是裝出一副仪表堂堂的样子，本来这个人不是仪表堂堂的，这个“儀”有这个意思，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儀”能够准确的表达拉康的semblant 的意思。为什么在这里讨论这个“儀”呢？因为我们十一月份讨论了氣和義，正是关于在《孟子》当中的氣和義讨论中，拉康提出了一个问题：氣和義究竟是什么关系？用拉康的思路是，氣和義是两个能指，主体在它们中间。義和“儀”是联在一起的。相对于简写的义，繁体的義中有个我。对我来说比用“好像”翻译更好，但是现在的汉语又没有这个说法，就是有个“義”的辞说，但是现在中文也很难翻译，但是从翻译 semblant 的角度来说，这样更准确。

问：义是否对应想象界的东西，气对应符号界的东西？

吉布尔：气对应符号界、义对应想象界这个事情，因为我不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够，所以无法回答。对我来说气等于一个能指，义也是一个能指，变成能指之后，拉康的拓扑学的构造：符号、想象、实在中能指在哪里就是一个问题，能指和符号、想象、实在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拉康在引入拓扑学的书写来表达他的理论之前用中国的文字做书写。在引入拓扑学的模型时能指究竟在哪，也是不清楚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大家讨论的。当时拉康说，中文允许能指概念的扩张，就是说中国的语言能让他的能指的概念扩张到一个很大的范围中间。

那么实际上在刚才回答能指和三界的拓扑学理论的关系时，对我来说你们中国人在听到实在、符号、想象、能指时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东西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对精神分析的基础提出一个治理。这样一个对精神分析的治理在西方，同样在法国也不断地在进行。那么在精神分析引入中国以后也要进行，也许中国的语言能够提供对精神分析的基础有个新的探讨。这是因为你的问题而想到的。

在西方实在、符号、想象的概念都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实在”的概念本身是被拉康重新定义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拉康的独特概念。“实在”被翻译成不可能，所谓不可能是说（dire）的不可能，dire在中文中可以翻译成道、曰、说、讲，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说的是语言的限制、语言的极限，极限另一边的东西，不是极限以内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也很有可能在拉康“实在”的概念中包含的某些内容、实在的某些部分在中国是很在场的、很显在的。西方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不在场的东西，在中文中间是在场的。拉康有个句子，说的是“我讲真理但是它仅仅只能够半说（或是半曰、半道）”。这里有个区分，这里强调的是parler 和 dire 的区分。法语中有这个说法：你讲了很多话但实际上什么都没说。Dire 类似“道”、“曰”、“说，Parler 类似“讲”。

问：先生说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主体存在于能指之间，还说主体被能指所切分，能不能就这点再说一些，怎么理解？

吉布尔：简单点说，因为这个事情太困难，拉康的能指概念来自索绪尔，但是与索绪尔的观点不同。索绪尔的有一个能指、一个所指，由此有一个意义。拉康在讨论能指时讨论的是一个独立的、纯粹的能指，那么马上遇到在西方的逻辑学中的同一律：A=A，一个东西等于它自身。但是这样一个概念在现在的逻辑学中间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重言式，也就是说它什么都没说，它不带任何经验。如果A=B，这时就是一个经验的陈述。如果A=A，就是一个纯粹的重言式，因为它什么都没说。借助这样一个讨论，那么是不是一个纯粹的能指就是一个空的能指，它什么都没代表。在这个基础上拉康补充：能指自身与自身相区分。因为能指本身存在着两个功能。一个是这个能指本身的存在起了一个对意义进行区分的功能。这样一个观点来自于雅各布森在讨论语音学、音位学的过程中间提出的区分性功能的概念：某一个东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总是和另外一个东西相区分的，某一个音位存在是和另外一个音位相区分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同时它又有个代表性的功能，它代表某个东西。一个能指至少具有这样一个区分。一个是它自身存在具有的一种区分性功能，另外一个它的代表性功能。正是这样拉康才说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说的正好是两个，一个能指和另外一个能指之间有区分性的功能，同时正是因为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那么这个主体本身也是区分性的。这个区分性的特征使拉康提出了无意识主体的概念，以区分哲学上谈的主体的概念，拉康说哲学上的实际上是意识的主体、思维的主体，与无意识的主体之间是不一样的，这里就有主体切分的问题。